纠结了两年多，夏骁博终于下了决心。
今年7月，他从一家东莞日资电子企业的管理岗位上辞职，报了个培训班，学自动化编程。明年，准备找一份智能制造方面的工作，最好能参与一些项目。“感觉应该不太难找。”
2009年，夏骁博从重庆一所高职学院毕业，到东莞打工。彼时，这个刚出校门的年轻人还没有什么发展规划，但9年来对企业用人需求变化的真切感受，最终促成他此次调整职业走向。
这几年企业开始大量使用机器人，未来工厂里可能只有两种“人”，机器人和技术工人。他只能成为后者。
夏骁博的抉择，折射出东莞正发生的变革。这座被称为“世界工厂”的珠三角城市，过去依靠大量劳动力驱动制造业高速发展，但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逝，这一模式渐渐难以为继。
随后，东莞开始大力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开展了大规模的“机器代人”行动。然而，由此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却得不到有效满足，最终构成十分典型的劳动力结构性矛盾。
东莞也是广东乃至全国的一个缩影。当前，经济快速而深刻的变化正向劳动力层面传导，如何在转型关键期巩固就业局势，尤其是适应当前及未来新的发展，实现劳动力供需平衡，让众多企业有人可用，让劳动力充分就业，已成一项关键工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9年要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
春江水暖鸭先知，广东不少城市早已在探索，除东莞外，深圳、佛山等制造业城市均在新产业工人培养和服务上有诸多创新举措，广东省层面也在加速构建和完善相应的人才体系。面对就业形势的变化，东莞及广东的探索或值得借鉴。
当夏骁博踏上东莞的土地时，这座城市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变革时刻。
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迅速袭向作为外贸大市、制造业重镇的东莞。2009年一季度，东莞经济增速史无前例地跌为-2.3%。“这是东莞最惨的时候。”一位东莞主要领导如是说。
不过，经济增速跌落只是表象，危机带来的压力和痛苦还穿透到更深层次：突如其来的外部形势和环境变化，刺激并加速了内部问题和矛盾爆发，进而对经济发展构成系统性的冲击。对东莞而言，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要素——劳动力，这时也发生了变化，并逐步演进为一大突出矛盾。
丰富的劳动力曾是东莞经济发展的强大原始动力。东莞经济腾飞始于1978年，当年7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东莞却率先突破性地引入港商，创办起全国第一个“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踏出自身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关键一步，后来成为许多城市经济发展的共同路径。
当年，港商张子弥带着几个手袋和一些料来到东莞。考察一家服装厂时，张子弥拿出手袋，请工人们尝试复制一个，以此检验当地生产能力和效率。工人们为抓住机会，通宵赶制。第二天，当一个一模一样的手袋摆到张子弥面前时，在惊讶之余，他当即拍板投资200万元港币在此办厂。
由此，张子弥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多年后他回忆，当年他在香港有两个工厂，随着香港人工成本不断上涨，企业经营陷入困难，急切寻找劳动力丰富而低廉的地方，随后选中了东莞。
张子弥并没有失望。彼时，作为一个农业县，东莞正有大量劳动力可供张子弥和随后蜂拥而至的港商利用。1980-1990年，东莞共有约3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就地消化掉。不仅如此，企业越开越多，需求越来越大，发展成效逐步显现，开始对外产生吸引力，更多劳动力向东莞流入。
曾任太平手袋厂厂长的唐志平回忆，1978年建厂时厂里几乎清一色是东莞虎门人。1986年前后业务扩大，人手不够，便又跑到江西去招了一些农民工。1993年前后，厂里基本上就都是外来工了。
资料显示，这10年间，东莞还消化了约60万外来劳动力。1990-2000年间，民工潮掀起，东莞外来人口从70.98万人激增至540.99万人，年均增长22.5%。“东莞塞车、全球缺货”便出现在这一时间。截至2017年底，东莞常住人口已达834.25万人，对比1982年增加了719万人。
珠三角的其它城市大多如此，深圳常住人口从1979年建市时30多万增至2017年1252万。从广东全省来看更直观，2017年末，广东常住人口1.11亿人，这是1978年的2.2倍。目前，广东是全国常住人口第一大省，也是40年来人口净流入最多的省份。人口向珠三角集聚，与经济发展呼应。
不断壮大的人口缔造出繁荣的制造业，至今仍让许多企业家记忆犹新。1997年，江西人张锡林在“孔雀东南飞”大潮流中南下东莞创业，那时请一名工人每月只要300多元。“拿到订单后，基本不愁找不到工人，再买一些工具和设备，一个小厂子就这样开了起来。”
暨南教授胡刚长期研究广东城市与经济发展，他认为，一直以来广东经济发展主要依托于两大资源，绵长的海岸线和丰富的人口。广东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资源大省，但却有效将这两大资源转化为开放和生产力方面的竞争力优势，这不仅支撑了过去发展，未来也仍将是广东发展的关键。
尽管没有亲历东莞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但当夏骁博被东莞一家日资电子制造企业作为“储备干部”招聘而来时，他还是能够感受到一丝曾经的辉煌。
最开始，夏骁博被“下放”到生产一线当普工，每月底薪不足1000元。这是多数到东莞打工的人必须经历的过程。熟悉生产流程，一段时间后再转正转岗，工资也会涨一些。
夏骁博注意到，流水线上大多数是女工。后来他才明白，车间里之所以女多男少，原因是当时市场上的劳动力还不少，企业在招工的时候有得挑，更愿意雇佣好管理又手巧的女工人。
很快夏骁博发现，企业没得挑了。随着劳动力供给能力下降，很多企业为了招聘到足够的工人，标准开始放宽。先是不限男女，后来干脆也不限年龄了，哪怕年纪大一点也要。
在这一变化背后，经济与人口增长叠加交织波动。
金融海啸后，东莞经济增速有所放缓，进入个位数阶段，而此前长期维持在两位数，甚至20%左右。经济景气度下降，尽管直接反应是企业用工量下降，并非招不到人，但从长远来看，真正的负面效应却表现在劳动力方面。经济下行导致就业机会减少或实际工资收入降低，直接影响了东莞对外部劳动力的持续吸引力，甚至导致一些劳动力外流。
东莞市统计局分析，金融海啸后，国内其它地区的发展也开始分流人口。2010-2017年，东莞常住人口年均增长0.2%，而2000-2010年年均为2.5%、1990-2000年年均为13.9%。
这一时期，恰好中国人口红利开始消逝。根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的研究结果，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就达到峰值，此后开始负增长。不仅如此，许多专家判断，这一趋势短期内很难逆转，并将加剧，全国劳动力将越来越不够用了。
根据广东省人社厅公布的全省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和企业用工监测数据，近年来广东全省人力资源市场求人倍率(需求数与求职数之比)始终维持在1以上，显示劳动力长期供不应求。这几年，广东省内如东莞、佛山等用工大市“招聘难”、“用工荒”等新闻频繁见诸报端。更有甚者，每年春节过后的集中招聘被许多企业视为一年最难熬的时间，因为招不到足够的人就无法接单开工。
由此推高的人工成本，开始成为众多制造业企业的沉重负担。张锡林仍在东莞经营着一家家具制造企业，每月要为80名员工开出数十万元工资，而企业每年利润也就300万元左右。
这时，夏骁博又注意到，企业开始加快使用工业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来替代人工。显然，政府和企业都意识到，需要通过新的方法及时应对人口红利消逝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2015年广东开始大规模推动工业机器人应用，仅2016年全省新增应用机器人达2.2万台，总量超6万台，约占全国五分之一。目前，广东已有2.13万家规上工业企业实施机器换人、自动化设备更新。
东莞起步更早，2014年开始实施“机器换人”三年行动计划，这帮助企业节约用工近20万人。全国这一趋势也非常明显，2013年中国超过成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之后，连续5年保持这一地位。
东莞市瑞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较早开展“机器换人”的企业，2012年就已开始。该企业总经理曾建军说，同样产能，机器换人后用工量可从8000多人减至1800人，部分岗位效率提升10倍左右。
不仅如此，近年来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甚至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合应用加速，还在进一步推动制造业迈向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数据代人”也开始有效降低企业对大量劳动力的简单依赖。
机器人进入车间，企业用工问题就全解决了？不然，令人困扰的劳动力问题并没有迎刃而解，而是变得更为复杂。
制造业企业迈向智能制造后，虽然节约了大量的普通工人，却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在日常生产中操作、维护、检修这些机器人，甚至针对生产需要进行相应功能开发。这部分劳动力尽管在需求量上比普工少很多，但却更关键，也更为缺乏，严重供不应求。
佛山市新鹏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近年为许多卫浴陶瓷企业提供机器人解决方案，该企业总经理秦磊发现，许多企业在用了机器人之后一直抱怨，如效率达不到预期、容易出现故障等。究其原因，最关键的就是这些企业缺乏配套的技术工人，导致没有用好机器人，发挥不出应有效果。
这两年，在广东一些大型招聘会上，技术工人往往是全场最抢手的，众多企业为争得人才，纷纷开出高薪，月薪万元以上早已不鲜见，这仍难以保证能招到人。
东莞市高技能公共实训中心是当地政府成立的公共服务平台，旨在培训并输出技术工人。该中心副主任吴光明几乎每天都会接到企业打来的“求人”、“要人”电话，但很多时候他爱莫能助。“现在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都在找技工，我们这点人对市场来说就像杯水车薪。”
即便不是机器换人，近年制造业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为方向的转型升级趋势，也从根本上突出了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以广东省人社厅监测数据为例，今年一季度广东的技工求人倍率高达1.46，明显超过总体上的1.10，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电子工程技术人员等成为最急缺劳动力。
劳动力结构性矛盾问题日渐突出。早在2016年，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就在《广东资本有机构成变动趋势研究报告》中指出，尽管大规模“机器代人”不会导致大面积失业，但这将带来“结构性失业与技能型工人短缺并存”现象，即普工就业难、技工招聘难。
2017年，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杨敏也在一次访谈中指出，珠三角产业结构正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高科技产业转型，而产业升级后劳动力的素质还跟不上转型的需求。
这一现象也存在于全国层面。今年10月31日，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指出，当前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很大，就业结构性矛盾仍然十分突出。12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9年《社会蓝皮书》中也指出，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形成了结构性失业和招工难并存的局面。
在近年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劳动力转型升级没跟上步伐，尤其大量低技能劳动力没有升级为技术型劳动力，导致他们逐渐难以找到工作，更无法有效转化为新的支撑力量。
东莞目前约有500多万产业工人，但技能素质普遍偏低，技术工人占比仅12%。东莞市教育局职教高教与终身教育科科长林勤介绍，这500万产业工人中很多只有初中学历。
这正让东莞感到烦恼。当前，这座制造业重镇的转型升级仍处于关键期，并提出要发展成为先进制造业中心。在东莞官员们看来，一个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就是技能人才不足，要让劳动力与先进产业相匹配。
与夏骁博辞职转型同步，各方开始加快破解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的步伐。
近年来随着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速，劳动力结构性矛盾日渐暴露，症结也已然明晰。此外，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波动和不确定性，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向劳动力市场层面传导，必须进行及时有效应对。
今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六稳”工作，并将“稳就业”摆在第一位。12月19-21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六稳”，并要求2019年要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
“当前，我国就业局势总体稳定、稳中有进，但稳中有变、稳中有难。”12月5日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人社部副部长张义珍表示，国内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对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和就业会带来一些影响。再加上就业领域固有的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劳动者对高质量就业、自主创业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这些都对就业工作提出新的要求，都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力度，完善措施保障。
所谓的“变”与“难”，当前在制造业就业方面有直观体现。上述《社会蓝皮书》指出，2018年中国城镇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前三季度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已超全年目标，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创下多年来最低点。但8月份以来，制造业就业需求明显萎缩，可能会对未来稳就业的政策目标造成冲击。
以广东为例，今年上半年全省“四上”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国家重点服务业企业四类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同比增加35.83万人，同比增长1.7%，增幅同比回落1.4个百分点，并出现第二产业减员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大幅增加的明显结构性变化。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平凡认为，稳就业是稳经济的重要内容，过往的经济波动期也都有相应做法，而且稳总量、稳局势需要加快推动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来实现。
林平凡指出，以制造业为例，当前经济波动，一些行业或企业不可避免转为下行，部分劳动力因此被释出，但需要尽快将其引导到新的岗位上。一方面防止就业局势不稳定；另一方面，及时转化也有利于在人口红利消逝的背景下为新产业、新动能发展壮大提供关键动力支撑。
这也正是国家、广东省及东莞等城市在政策设计和具体探索中一脉相承的思路。近期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广东省出台的《广东省进一步促进就业若干政策措施》，都首先强调了“稳”，如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其次在支持劳动力培训、技能提升方面推出了一揽子政策。
广东12月3在全国率先推出、被称为“促进就业九条”的政策提出，要进一步加大劳动力技术技能培训力度，包括将提高紧缺急需工种培训补贴标准，对符合条件的可提高30%；扩大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对象范围，未来2年申领条件由企业在职职工参保3年以上放宽至参保1年以上等。
东莞开展了更系统化的行动。今年9月3日，东莞宣布启动“百万劳动力素质提升工程”，并出台诸多配套政策和创新举措，初步构建出一个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包括推出“学分银行”终身学习管理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技能培训和课程开发，创新技能人才评价和奖励模式等。
东莞的思路是，提供系统到位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将数百万产业工人有效转为技能人才，并吸引外部劳动力流入，以求通过提升高素质人才供给，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结构失衡的问题。
夏骁博报名的东莞智通职业培训学院，也是东莞上述工程的参与者。该学院院长黄延胜说，目前学生规模常态化保持在300人左右，而2年前只有几十人，“大家的转型意识也慢慢高了。”而在东莞市高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已有不少学员来自外地，因为“很多地方没这么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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