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道义(Sir E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外交家。 1862 年至 1883 年以及 1895 年至 1900 年任英国驻日外交官, 1884 年至 1895 年在暹罗(今泰国)、乌拉圭、摩洛哥等国任外交官。 1900 年至 1906 年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曾代表英国签署《辛丑条约》。 1906 年被委任为英国枢密院委员。
第 1 章 作为实习译员前往江户(节选)
我对发生兴趣完全出于偶然。 18 岁那年,哥哥从穆迪先生的图书馆带回来一本由劳伦斯·欧里芬特(Lawrence Oliphant)所著的《埃尔金爵士游记:中国和日本》。这本书立刻使我着了迷,并激发起我对日本的一连串想象。那里,天空似乎永远湛蓝,阳光照耀着大地。一个人每天的生活,就是懒散地斜倚在铺着榻榻米的地板上,透过对面的落地窗,欣赏装饰着精巧假山石的美丽庭院,一群妩媚的樱唇黑眼睛少女围绕在身旁。
总之,一切都是那么逍遥自在,胜似神仙。不过,即使在最大胆的想象里,当时的我也不曾料到,自己能有幸亲自踏上那个仙境般的岛屿。之后不久,我又读了海军准将佩里所著的《日本远征记》,虽然这本书早在《埃尔金爵士游记》之前已经出版,书中对日本的描述也更为客观和真实,但它并未打消我对日本的种种美妙遐想和憧憬,反而使得它们变得愈加强烈。从那以后,我脑子里天天萦绕着有关日本的种种念头。
终于有一天,当我走进伦敦学院图书馆时——当时我正在那里念书,看到桌子上放着一份通知:学校要派遣三名学生前往中国和日本担任见习译员。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于是,我立刻央求父母同意我参加考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我选择了前往日本的职位。毕竟,中国一向不太能引起我的兴趣。当时我的年龄只比考试规定的最低年龄早了几个小时,也幸亏如此,我才得以够资格报名。 1861 年 8 月,我终于获得了正式录用,并于当年 11 月怀着对日本的无限憧憬和喜悦离开了英国。
当时,负责远东事务的大人物普遍认为,中文是学习日语的必要准备。因此,我和我的同学杰米逊第一站被派往北京,在那里逗留数月。 1862 年年初,同被派往日本的罗素·罗伯逊也抵达了北京,我们一起在那里度过了好几个月的时光。虽然我一直对中国兴趣寥寥,那几个月的逗留也因此显得颇为漫长,但我还是学会了几百个汉字,对后来的日语学习实在大有裨益。最后,我甚至打算开始认真地学习中文了。
然而江户(东京的旧称)发来的一份调令突如其来地中断了我们在中国都城的停留。调令中附带着一份日本要人的批注,几乎没有中国人看得懂。这无疑揭示了日文和中文的实际关系,使我意识到——而且我至今仍如此认为——尽管汉字对学习日语大有帮助,但中文和日文毕竟是两种全然不同的语言,正如拉丁文之于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总之,根据调令,我们必须尽快前往日本,不得有误。
在派往中国的其他八名实习译员中,目前(1885年)仍然在任的只有艾伦、加德纳和斯特纳三人。他们都是与我在同一年通过考试的, 1877 年前后,也都分别担任了领事级的职务。以第二名的成绩获得录取的那个家伙在 1867 年“获准辞职”,另有三人已去世,还有一个公认是最聪明的学生,考试中却只得到了倒数的成绩,他在 1872 年调任至中国海关,如今已在那里担任最高职务。在人数少、竞争也不甚激烈的情况下,录取者的境遇尚如此天差地别,当录用考试转为公开选拔后——从后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其结果则变得更加难以预测。至少,这种情况在录用赴日人员的考试中如此,其他各国的情况也大致无异。
这套选拔制度的明显弊端在于,它全不考虑人的道德品质。用欧几里得定律解出几道习题,或将一段希腊格言翻译成英语,并不能反映出一个人是否具备绅士的教养和情操。考试也无法考察一个人真正的智力水平。只消接受某种特殊的训练,蠢货也能轻松击败没有掌握所谓“窍门”的聪明学生。如今,所有参加公职考试的申请者都会去接受“考试专家”的特别训练,在短短几个月为这场竞争死记硬背,以摘取胜利的果子——录用名额。
在我看来,那些被录用的家伙不过都是些应试训练的试验品罢了。大部分被录用的人,在经历过集中训练后已疲惫不堪,之前可能还多少抱有的学习意愿早被抛诸脑后。然而像中文、暹罗语和日文这类语言,必须经过长期刻苦的学习才能真正掌握。由于上述的考试制度并不能真正测试出录用对象学习语言的能力,这些人被派往国外后才发现学习外语苦不堪言,简直比要他们飞上天还难。我自己之所以后来能顺利地通过考试,大概恰恰是因为刚刚离开学校不久的缘故罢。
我们在北京逗留期间的某一天,全体见习译员被邀请去与维多利亚主教共进晚餐。主教恰好在布鲁斯公使先生暂离北京期间作停留的。席间偶然谈到中文学习对智力的影响,主教问我们,终日埋头学习这种枯燥无味的语言,难道不会使人的头脑也变得迟钝吗?至少,以他本人的经验来看事情就是如此。主教的话微妙地触及了一个事实,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于当场坦承自己也是如此。
我应该再多谈些我们在北京那段时间的经历。那些在城北的平原上纵马奔驰的清晨,那些圆明园废墟附近的短途旅行,那些纵然荒芜却仍优美异常的景色,以及城西那些青山环抱中的寺庙——在庙墙之外,无论天气好坏,街道上总是积满了泥土和尘埃。那些石桥下的湖面上盛开着粉红色的莲花。那些叫着“可怜可怜,赏一个吧”的无处不在的乞丐。正阳门外商店街上那些鳞次栉比的店铺。天坛。从城墙上望下去的那些绿树环抱之下的黄色、棕色和绿色的屋顶。轮子碾过石子路上深深的车辙、叮叮当当驶过的货车。由放了学的男孩子们、刚离开母亲怀抱的小娃娃勾勒出的奇妙的东方生活的景象。更有那修葺一新,作为英国公使馆驻地的华丽显赫的梁公府(即淳亲王府)。
这一切美景都将永远留存在我的回忆之中。然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在此流连了。英国驻华公使弗雷德里克·布鲁斯爵士是个 50 岁上下的高个子,长着颇有贵族气质的前额和棕色的眼睛,还蓄着灰白的小胡子,相貌堂堂。他的中文秘书托马斯·韦德爵士是一位伟大的汉学家,我们都对他敬畏有加。人们传说他脾气暴躁,十分容易激怒。关于他的易怒还有一段轶闻。据说有一次他跟随公使拜访总理衙门,在谈判中与对方发生了争辩,再次大发脾气。总理衙门的大臣讥讽地说:“可是,韦德先生,公使先生似乎并不像您那样为此事大动肝火啊。”韦德先生又转向公使问道:“您听见了吗,公使?他们觉得您没有生气。”于是,我们的公使先生,带着温和的微笑和全世界最宽容的态度回答:“哦,请转告他们,我现在正光火得很呢。”
我们几个人——杰米逊、罗伯逊和我——在 8 月 6 日一早便动身出发,傍晚到达途中的小镇河西务,次日抵达天津,之后又乘船前往大沽。在大沽,副领事吉布森先生热情地招待我们在他家中住了几日。这位吉布森先生后来被调往台湾任职,与当地的中国官员起了纷争,竟要求英国炮艇炮击当地海关,受到了外交部的严厉谴责。之后不久他便伤心地去世了。彼时“炮舰政策”已不再是主要的外交手段,可怜的吉布森成了自己过分激情的牺牲品。
到上海后,杰米逊离开我们去了一家报馆,据说那是比领事馆更有前途的工作。我和罗伯逊则登上“拉斯菲尔德”号汽轮,于 9 月 2 日出发前往日本。轮船驶离中国的海岸线后,先是经过了九州岛最南端一个叫做硫磺岛的火山岩小岛,然后在 9 月 7 日的雾气中来到了伊豆半岛附近。幸运的是,雾短暂地消散了一阵,船长还不大熟悉日本海岸航线的情况,他下令让轮船转向,我们便开始在岛屿之间行驶。第二天清晨,我们已经航行在伊豆大岛东面的蓝色碧波之上,船舷右侧是锯山那锯齿状的覆盖着森林的海岸线,左前方则是由浦贺把守着的通往横滨的狭窄入口。沿途的风景几乎与我遐想中阳光灿烂、充满日本风情的景象一模一样。及至船驶入江户湾(今东京湾),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美的景色便展现在我们眼前:覆盖着墨绿色森林的形状各异的小山在南岸连绵起伏,远处矗立着美丽的圆锥形的富士山,覆盖着白色残雪的山顶拔地而起,延伸至 1 万 2 千英尺的高度。雄伟壮丽的大山及其他山脉将平原包入它的西侧,与其相对,起伏的沙地海岸则急剧地转向我们右侧,并随着船身的移动很快沉没在江户方向的地平线之下。
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挤满了形状奇特、用没刷过油漆的原木制成的鸭形船。若干帆布粗枝大叶地缝合在一起,组成巨大的四方形船帆,用细布条捆扎着悬挂在船上。我们的船靠近时,不时可以看到一些皮肤晒成古铜色的日本渔夫。他们几乎是裸体的,偶尔会有人穿着白色的兜裆裤。还有的人在鼻子下面围着蓝色的绳结,只露出眼睛和下巴。最后,当密西西比湾(日本称“屏风浦”)白色的断崖愈加接近和明显时,我们绕过条约岬(日本称“本牧岬”),并在港口外不远的海面上抛下锚去。在经历了一年多时日后,我终于踏上了憧憬之地。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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