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萨道义(Sir E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英国外交家。 1862 年至 1883 年以及 1895 年至 1900 年任英国驻日外交官, 1884 年至 1895 年在暹罗(今泰国)、乌拉圭...
萨道义(Sir E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外交家。 1862 年至 1883 年以及 1895 年至 1900 年任英国驻日外交官, 1884 年至 1895 年在暹罗(今泰国)、乌拉圭、摩洛哥等国任外交官。 1900 年至 1906 年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曾代表英国签署《辛丑条约》。 1906 年被委任为英国枢密院委员。
书籍摘录:
第 1 章 作为实习译员前往江户(节选)
我对发生兴趣完全出于偶然。 18 岁那年,哥哥从穆迪先生的图书馆带回来一本由劳伦斯·欧里芬特(Lawrence Oliphant)所著的《埃尔金爵士游记:中国和日本》。这本书立刻使我着了迷,并激发起我对日本的一连串想象。那里,天空似乎永远湛蓝,阳光照耀着大地。一个人每天的生活,就是懒散地斜倚在铺着榻榻米的地板上,透过对面的落地窗,欣赏装饰着精巧假山石的美丽庭院,一群妩媚的樱唇黑眼睛少女围绕在身旁。
总之,一切都是那么逍遥自在,胜似神仙。不过,即使在最大胆的想象里,当时的我也不曾料到,自己能有幸亲自踏上那个仙境般的岛屿。之后不久,我又读了海军准将佩里所著的《日本远征记》,虽然这本书早在《埃尔金爵士游记》之前已经出版,书中对日本的描述也更为客观和真实,但它并未打消我对日本的种种美妙遐想和憧憬,反而使得它们变得愈加强烈。从那以后,我脑子里天天萦绕着有关日本的种种念头。
终于有一天,当我走进伦敦学院图书馆时——当时我正在那里念书,看到桌子上放着一份通知:学校要派遣三名学生前往中国和日本担任见习译员。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于是,我立刻央求父母同意我参加考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我选择了前往日本的职位。毕竟,中国一向不太能引起我的兴趣。当时我的年龄只比考试规定的最低年龄早了几个小时,也幸亏如此,我才得以够资格报名。 1861 年 8 月,我终于获得了正式录用,并于当年 11 月怀着对日本的无限憧憬和喜悦离开了英国。
当时,负责远东事务的大人物普遍认为,中文是学习日语的必要准备。因此,我和我的同学杰米逊第一站被派往北京,在那里逗留数月。 1862 年年初,同被派往日本的罗素·罗伯逊也抵达了北京,我们一起在那里度过了好几个月的时光。虽然我一直对中国兴趣寥寥,那几个月的逗留也因此显得颇为漫长,但我还是学会了几百个汉字,对后来的日语学习实在大有裨益。最后,我甚至打算开始认真地学习中文了。
然而江户(东京的旧称)发来的一份调令突如其来地中断了我们在中国都城的停留。调令中附带着一份日本要人的批注,几乎没有中国人看得懂。这无疑揭示了日文和中文的实际关系,使我意识到——而且我至今仍如此认为——尽管汉字对学习日语大有帮助,但中文和日文毕竟是两种全然不同的语言,正如拉丁文之于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总之,根据调令,我们必须尽快前往日本,不得有误。
在派往中国的其他八名实习译员中,目前(1885年)仍然在任的只有艾伦、加德纳和斯特纳三人。他们都是与我在同一年通过考试的, 1877 年前后,也都分别担任了领事级的职务。以第二名的成绩获得录取的那个家伙在 1867 年“获准辞职”,另有三人已去世,还有一个公认是最聪明的学生,考试中却只得到了倒数的成绩,他在 1872 年调任至中国海关,如今已在那里担任最高职务。在人数少、竞争也不甚激烈的情况下,录取者的境遇尚如此天差地别,当录用考试转为公开选拔后——从后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其结果则变得更加难以预测。至少,这种情况在录用赴日人员的考试中如此,其他各国的情况也大致无异。
这套选拔制度的明显弊端在于,它全不考虑人的道德品质。用欧几里得定律解出几道习题,或将一段希腊格言翻译成英语,并不能反映出一个人是否具备绅士的教养和情操。考试也无法考察一个人真正的智力水平。只消接受某种特殊的训练,蠢货也能轻松击败没有掌握所谓“窍门”的聪明学生。如今,所有参加公职考试的申请者都会去接受“考试专家”的特别训练,在短短几个月为这场竞争死记硬背,以摘取胜利的果子——录用名额。
在我看来,那些被录用的家伙不过都是些应试训练的试验品罢了。大部分被录用的人,在经历过集中训练后已疲惫不堪,之前可能还多少抱有的学习意愿早被抛诸脑后。然而像中文、暹罗语和日文这类语言,必须经过长期刻苦的学习才能真正掌握。由于上述的考试制度并不能真正测试出录用对象学习语言的能力,这些人被派往国外后才发现学习外语苦不堪言,简直比要他们飞上天还难。我自己之所以后来能顺利地通过考试,大概恰恰是因为刚刚离开学校不久的缘故罢。
我们在北京逗留期间的某一天,全体见习译员被邀请去与维多利亚主教共进晚餐。主教恰好在布鲁斯公使先生暂离北京期间作停留的。席间偶然谈到中文学习对智力的影响,主教问我们,终日埋头学习这种枯燥无味的语言,难道不会使人的头脑也变得迟钝吗?至少,以他本人的经验来看事情就是如此。主教的话微妙地触及了一个事实,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于当场坦承自己也是如此。
我应该再多谈些我们在北京那段时间的经历。那些在城北的平原上纵马奔驰的清晨,那些圆明园废墟附近的短途旅行,那些纵然荒芜却仍优美异常的景色,以及城西那些青山环抱中的寺庙——在庙墙之外,无论天气好坏,街道上总是积满了泥土和尘埃。那些石桥下的湖面上盛开着粉红色的莲花。那些叫着“可怜可怜,赏一个吧”的无处不在的乞丐。正阳门外商店街上那些鳞次栉比的店铺。天坛。从城墙上望下去的那些绿树环抱之下的黄色、棕色和绿色的屋顶。轮子碾过石子路上深深的车辙、叮叮当当驶过的货车。由放了学的男孩子们、刚离开母亲怀抱的小娃娃勾勒出的奇妙的东方生活的景象。更有那修葺一新,作为英国公使馆驻地的华丽显赫的梁公府(即淳亲王府)。
这一切美景都将永远留存在我的回忆之中。然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在此流连了。英国驻华公使弗雷德里克·布鲁斯爵士是个 50 岁上下的高个子,长着颇有贵族气质的前额和棕色的眼睛,还蓄着灰白的小胡子,相貌堂堂。他的中文秘书托马斯·韦德爵士是一位伟大的汉学家,我们都对他敬畏有加。人们传说他脾气暴躁,十分容易激怒。关于他的易怒还有一段轶闻。据说有一次他跟随公使拜访总理衙门,在谈判中与对方发生了争辩,再次大发脾气。总理衙门的大臣讥讽地说:“可是,韦德先生,公使先生似乎并不像您那样为此事大动肝火啊。”韦德先生又转向公使问道:“您听见了吗,公使?他们觉得您没有生气。”于是,我们的公使先生,带着温和的微笑和全世界最宽容的态度回答:“哦,请转告他们,我现在正光火得很呢。”
我们几个人——杰米逊、罗伯逊和我——在 8 月 6 日一早便动身出发,傍晚到达途中的小镇河西务,次日抵达天津,之后又乘船前往大沽。在大沽,副领事吉布森先生热情地招待我们在他家中住了几日。这位吉布森先生后来被调往台湾任职,与当地的中国官员起了纷争,竟要求英国炮艇炮击当地海关,受到了外交部的严厉谴责。之后不久他便伤心地去世了。彼时“炮舰政策”已不再是主要的外交手段,可怜的吉布森成了自己过分激情的牺牲品。
到上海后,杰米逊离开我们去了一家报馆,据说那是比领事馆更有前途的工作。我和罗伯逊则登上“拉斯菲尔德”号汽轮,于 9 月 2 日出发前往日本。轮船驶离中国的海岸线后,先是经过了九州岛最南端一个叫做硫磺岛的火山岩小岛,然后在 9 月 7 日的雾气中来到了伊豆半岛附近。幸运的是,雾短暂地消散了一阵,船长还不大熟悉日本海岸航线的情况,他下令让轮船转向,我们便开始在岛屿之间行驶。第二天清晨,我们已经航行在伊豆大岛东面的蓝色碧波之上,船舷右侧是锯山那锯齿状的覆盖着森林的海岸线,左前方则是由浦贺把守着的通往横滨的狭窄入口。沿途的风景几乎与我遐想中阳光灿烂、充满日本风情的景象一模一样。及至船驶入江户湾(今东京湾),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美的景色便展现在我们眼前:覆盖着墨绿色森林的形状各异的小山在南岸连绵起伏,远处矗立着美丽的圆锥形的富士山,覆盖着白色残雪的山顶拔地而起,延伸至 1 万 2 千英尺的高度。雄伟壮丽的大山及其他山脉将平原包入它的西侧,与其相对,起伏的沙地海岸则急剧地转向我们右侧,并随着船身的移动很快沉没在江户方向的地平线之下。
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挤满了形状奇特、用没刷过油漆的原木制成的鸭形船。若干帆布粗枝大叶地缝合在一起,组成巨大的四方形船帆,用细布条捆扎着悬挂在船上。我们的船靠近时,不时可以看到一些皮肤晒成古铜色的日本渔夫。他们几乎是裸体的,偶尔会有人穿着白色的兜裆裤。还有的人在鼻子下面围着蓝色的绳结,只露出眼睛和下巴。最后,当密西西比湾(日本称“屏风浦”)白色的断崖愈加接近和明显时,我们绕过条约岬(日本称“本牧岬”),并在港口外不远的海面上抛下锚去。在经历了一年多时日后,我终于踏上了憧憬之地。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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