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 20 年前，人 James Turnbull 刚刚开始在韩国生活，因为工作的缘故在几个城市间辗转，一次他乘坐上司的车路过乡下一片空旷的田野，“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突然在一大片什么都没有的空地中出现了一间旅店。”
就像每个对异国文化怀有新鲜感的人， Turnbull 脱口而出询问那是做什么的。从上司那里，他得知这是一家作用类似于情侣酒店的旅馆。
接下来他很快发现，在韩国这样的旅馆普遍存在，远离城市的地方，这些不起眼的建筑成为性交易的场所，也供给年轻情侣幽会，因为在韩国的社会观念里，婚前性行为仍被大为排斥。但不同于，韩国的“情侣酒店”没有霓虹的牌匾，也没有各种主题套间，如果被问起来，人们闪烁其词。
“大家都假装它们不在那里，但你能感觉到它们拥有肮脏的名声。总之，是不应该被谈论的东西。”
当 Turnbull 在韩国生活 18 载，定居成家并拥有两个孩子之后再回头看，他意识到这个文化中所有与性、性别有关的问题矛盾，都和那栋田野中的小旅馆一样，突兀、显眼，但每个人都好像对它视而不见。
首尔街头。来源于Wiki Commons
在韩国的第 7 年， Turnbull 创立了 The Grand Narrative ，一个以英文写作者视角解析分享韩国内部性、性别和流行文化的博客网站。
博客之外，他仍然保持着在釜山东西的全职工作，几乎是义务劳动般地用大量的业余时间和精力来维持这个博客的持续更新。逐渐这个博客也获得了主流的承认，被 CNN 在内的英文世界媒体作为可靠信源采用，在那里， Turnbull 的身份是韩国女权主义和流行文化专家。他也数次以这样的身份，被首尔国立大学等韩国的高校邀请前去做客座演讲。
但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在自己车库的一角，面对着屏幕默默码字。过去 11 年他撰写了数百篇文章，话题从性和 K-pop 到身体形象政治，从广告中的性别到堕胎与避孕……而车库外的世界，韩国的女权运动正以惊人的速度制造社会变革。
“这是我过去十几年的心血，也许是时候花一点时间来聊聊它了。” Turnbull 告诉《好奇心日报》。
The Grand Narrative 上第一篇关于女性话题的文章发布于 2007 年。当时 Turnbull 身边有很多韩国的女性朋友，当她们大学毕业进入劳动力市场，问题接踵而至，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她们一旦怀孕就会遭到开除。
“女性一旦有了孩子就被迫退出工作，一年之后再回归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韩国的公司里，高低等级非常的森严，工作年限长的人拥有极大的话语权和晋升机会，而韩国女人如果结婚生子，她们的职业道路就跟不上了。” Turnbull 谈及少子化的问题，因为所有女性都不得不面临这样的抉择，许多年轻一代干脆选择不要孩子。
BBC 报道，韩国还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 Sampo Generation （ Sampo 一代）。“ sampo ”这个词意味着放弃三件事：关系、婚姻和子女。
大学毕业来到韩国之前， Turnbull 就早已经习惯在好几个不同文化中切换。因为家人的缘故，他曾从英国搬到新西兰，再到澳大利亚，又回到英国，在 3 个国家上了 6 所不同的高中，“还挺疯狂的。”
相对而言，这几个国家的文化差异性更小，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仍存在各自的独特之处。每当 Turnbull 向大人对此发起提问，得到的答案往往是：“这是本地的文化”。这句话像一个万灵药，在任何场合面对所有问题都适用，但当他再认真地考虑时，发现大人似乎只是以此来堵住他的嘴。“我受够了。”他回忆。
所以当他来到韩国，并不会下意识地用“文化”来解释一切。“这不是像水中的鱼没法注意到水那样。有些事情明显很不对劲。”
在交流中， Turnbull 发现许多韩国人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因此对国家消极的方面避而不谈，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对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情都很满意。
“如果你对韩国的一些事情感到不舒服，大概率是很多韩国人其实对此也并不喜欢。”
而这也往往是主流媒体无法覆盖的，很多讨论开始发生于社交网络上，英文媒体很难捕捉到这些动态，以至于会从非常表层的现象对韩国性文化做一个判断。
Turnbull 举了一个例子，在 2013 年，韩国国内的部分停车场推出了“粉红女性停车位”，即专供女性使用，空间更大的停车位。这条新闻短时间内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全世界各类主流媒体上，大部分对其的解释是，这个规划出于对女性驾驶员的一种偏见，即她们需要更大的空间才能停进去。
“这其实完全是被记者想象出来的。” Turnbull 说，实际上，当年之所以会推出粉红停车位，是因为考虑到女性往往是家中带孩子的一方，当她们出门购物时，更大的空间可以便于婴儿车的通行。
“这当然也存在问题，即假设女性理所应当是教管孩子的角色。不过和媒体所说的显然不是同一个问题。”
在文化误解的缝隙中， Turnbull 看到自己的机会，一直在做英语老师的他急于用一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开拓更多的职业机会。他因而第一次开始进行关于韩国文化的博客写作，一小段时间后完全转向性和女权的话题。
Turnbull的博客持续关注韩国流行文化中对女性的描摹，包括广告、电视剧和音乐MV等。
10 年前，也就是 Turnbull 的博客刚刚起步时，甚至于一直到 5、6 年前，都没有人在做同样的事情。“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写得好，只是我是唯一在写这些东西的人，我几乎是整个星球上唯一一个用英语在网络上写韩国女权主义的人。”很长一段时间里，打开 Google 搜索发动机，在“韩国”、“女权”的词条下， Turnbull 的博客都位于搜索的最前列。
Turnbull 说自己来自一个非常“怪异”的左翼家庭，在父亲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教科书堆中长大。大学期间，他也做了一些女性研究和社会学的课题。
他的外国人身份也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对话的窗口，“事实是，如果某人真的对你的文化和社会感兴趣，你也会好奇这份兴趣是从何而来的。”
而在性的话题仍被认为是一个禁忌的韩国社会中， Turnbull 仿佛一个游走于世俗观念和人情网络之外的存在。身边的人更乐于和他分享这方面的看法，而不在乎他的年龄、社会地位，甚至不大担心他会将此散播开来。“正因为你是外国人，人们没有这些心理负担，可以对你敞开心扉。”
这些让一切都看起来顺水推舟，但真正让他把目光聚焦到女性话题的原因，似乎是因为问题的紧迫实在让人难以忽略。
“曾经有一个同事突然跑来问我，流产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他进一步询问发现，这个同事已经流产 8 次，因为她完全不使用也不知道避孕措施的存在。“我感到非常震惊。即便到今天，性教育的普遍缺乏也令人瞠目结舌。”
作为一个非学术研究人员， Turnbull 对于社会现象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自身的感受。他的博客文章总是以“我”的第一人称来叙述，但相较于围绕单个事件的新闻文章，他又更加热衷于引经据典。
从他的角度看来，女权主义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性和性别的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和每个人的每日生活息息相关。
在成为大学英语教师之前， Turnbull 曾在公司工作过 2 年左右的时间，韩国企业文化中等级间的羞辱文化让他感到非常震惊。“每周我们部门的负责人都要让其他所有人站起来，对每个人每件事大吼大叫，某种程度上他必须这样做，不管是否生气，这就是事情运行的方式。”
等级之间的压迫感渗透到每天的生活中，在这样一个等级社会中，为自己站起来会变得更加困难。
Turnbull 表示，即便不希望如此，来韩国之后他总是不自主地考虑层级和反叛。这尤其反映在性骚扰的问题上，“（在韩国）小时候如果有一个家庭成员想抱你，即使不愿意，你也不能拒绝。在你的童年和青少年，也会有很多人能指使你做东做西，即使你不喜欢它。”
更长大一些，这就演变成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差距，“如果男孩喜欢你，你应该接受而不是抱怨。因此男性不理解什么是‘同意’（consent），而女性为拒绝他人感到内疚。”
这带来了严重的情感复仇，两性关系中的暴力和前任报复性犯罪成为韩国社会的巨大问题。据韩国犯罪学研究所 2017 年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 80 ％的受访男性承认曾虐待过自己的伴侣。
“这就是为什么我感到非常惊讶和自豪，在过去几年有那么多年轻的女性站出来进行示威游行，因为在韩国，做到这一点有多么难。” Turnbull 说，这些活动中很多人不得不遮住自己的脸，但这仍然影响深远，在性别平等、性少数派权益方面，韩国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变革。
据 QZ ，韩国女性运动的分水岭时刻是在 2016 年。在首尔最繁忙的地铁站江南站出口附近的公共浴室，一名女子遭到谋杀。在此之后，女性开始走上街头抗议基于性别的暴力，女权主义团体在网上加强了他们的行动。随着今年以来# Metoo 运动在全球的加速，韩国的女权主义浪潮也与之并进。
与此同时， Turnbull 观察到一场所谓“性别战争”的升温，社会压力和沮丧感被推卸到女性的身上。
韩国拥有全球最高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之一，意味着大部分年轻人都会上大学，但却没有相应数量的职位需求，青年失业率接近 10 %，是全国平均值的三倍。许多人大学毕业之后也只能在便利店或者咖啡馆打零工，依靠最低工资生活，还有一大群人选择延迟毕业，尽管已经没有可以修的课程。
在这个大背景下，年轻男性责怪女性把所有的机会都夺走，并且开始出现对于服兵役的争论，认为这是对于男性的不公，索求赔偿。
2014 年，韩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在过去 4 年中， 20 多岁的年轻男女就业率的趋势发生了历史性的逆转，女性就业率首次超过男性。“女性龙卷风”一词一时间成为热议的话题。
Turnbull 认为这是一个带有刻意煽动意味的词汇，女男就业率的差距其实只有 2.1%。但社会上的男性群体一下子如临大敌，出现了强烈的反弹，一些男权组织还呼吁废除政府中的性别平等和家庭部。实际上，据世界经济论坛 2015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韩国在 145 个国家中仅排名第 115 位。在“经济参与和机会”类别中，韩国排名第 125 位。
两性平等的问题一直都被热切探讨，而经济的低迷为此火上浇油。不仅仅是性别阵营的划立，在社会普遍焦虑的氛围中，人们倾向于为自己所在的群体树立一个共同的敌人。 Turnbull 举例，今年中旬， 500 多名来自也门的难民滞留韩国济州岛，引发韩国国内极大的舆论抗议。不同以往的是，在其他大部分国家，反对难民的主要都是年龄更大的人群，而在韩国则是相反，年轻人出人意料地占据了舆论的核心。
“中年、白人、男性、异性恋，我基本属于这整个星球上最被讨厌的人群。” Turnbull 在采访中反复自嘲。
最开始发现 Turnbull 的博客时，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此表示欢迎。“他们讨厌我，主要是因为我的身份。”
“没有人想从一个中年白人那里听到韩国女权主义。”
这种怀疑并不是全无道理， Turnbull 承认，在最初的几年，他自信地觉得自己已经了解了关于这个地方的一切，能够和人们解释。但往往没过多久，他就会发现自己把事情完全搞错了。“至今我已经删除了大约一半的博客文章，只是因为我写的东西已经不再反映我的意见。”
不过网络是有记忆的，一个多月前他还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用 3000 多字的篇幅怒斥他已经删除掉的一篇 10 年前的文章。
另一个对他表示不满的群体是海外的第二代韩国人。 Turnbull 提及一个俚语“ Yellow fever ”，意指对亚洲女性有明显性偏好的白人男性。很多美籍韩国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需要面对来自白人的带有偏见的看待，因而认为在韩国探讨性话题的他也一定不怀好意。一些人开始对他发表攻击性的言论，或者 PS 他的照片在网上发布。
Turnbull 的博客曾一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讨论空间，人们在评论区各抒己见，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分享各自的观点甚至争吵。但随着社交网络时代骤然而至，人们开始可以从各种途径获取信息，博客的访问量和留言人数都大大减少，当然也包括那些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的网友。
如今 Turnbull 似乎处于有些尴尬的位置，偶尔他也会去参加 LGBTQ 游行或女权抗议活动，但基本很少出现，“不希望人们的注意力被分散到我这个中年白人的身上”。
即便到现在，他仍没能像当初设想的那样，通过自己的博客获得人们的承认，让外界相信自己作为一个外国人，还可以从事比教英语更多的职业。
他无奈自嘲，如今他的网站访问，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使用搜索发动机通过关键词寻找色情内容的人，这些人自然不会停留很久。
题图来源于纪录片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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