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人之中，我才是最为渣滓、最没用的人。”
1970 年，远山真琴心中出现这一个强烈的念头。她下定决心退出学运，不再上街抗议，并从上智当中自主退学，那年她才 21 岁。
远山真琴断绝所有与学运伙伴的联系，至于退出的原因，她鲜少与人提起，包含长年生活在一起的家人。
1948 年出生的远山真琴，今年刚满 70 岁，是所谓 “不知道战争的孩子们” 的第一代，也是战后婴儿潮的“团块世代”。这是指 1947 年到 1949 年期间出生的孩子，一共 800 万人。
当时社会提出 “生殖决战” 的口号，时下的妇女杂志纷纷出现 “以小孩贡献国家” 等口号。
根据统计，那段期间日本女性一生中的平均生育数是 5.0 个孩子，是日本历年来人口成长的最高峰期。而远山真琴所出生的北海道，就曾经被选为“荣耀孩子人数日本第一”。她们家一共有 5 个小孩。
远山真琴生于战后，成长过程没有像父母一样，经历过大空袭、饥馑等困境，但战争的恐惧记忆，依然深埋在社会的每个角落。
庆应大学总和政策学部教授小熊英二，曾在《如何改变社会》一书里总结日本战后社会的特征，其中一个就是强烈追求绝对和平的取向：“它否定任何形式的战争，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战后的日本一样，绝对和平主义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远山真琴喜欢看书，很小就意识到社会不公的事情，特别看不惯不关心社会问题的人，包含她的亲生姐姐。
1960 年代之初，远山真琴只是个小学生，但社会里那股由反战而起的躁动气氛，从东京传到北海道东边的小镇。她说自己到现在仍清楚记得东京大学的女学生 “桦美智子之死” 所带给她的震撼。
1960 年 6 月 15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5 年，将近十多万名的大学生全面包围日本国会，他们要求退回《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简称安保条约）。根据安保条约，美国与日本将缔结成军事同盟。依照二战的规定，日本不能组建军队，也没有宣战权，但是美军可以驻扎在日本。
当时还是作家的石原慎太郎（此后他成了政治人物），参加 “年轻日本之会” 组织并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本来我对于集会、抗议没什么兴趣，但这一次的事件已经快要超越我心中的一条底线，所以起身”。
大批学生在国会外头，齐声高喊“反安保”，过没多久，封锁线被冲破，学生与警方开始爆发激烈冲突。
就在棍棒与盾牌的激烈对峙当中，身穿白色上衣，深蓝色裤子的女学生桦美智子，被伙伴抬了出来，头上流着鲜血。最后死于这场抗议当中，那一年她 22 岁。
无论是岸信介在国会里驱赶在野党的过程，或是学生抗争的画面，全都通过日本战后家庭所拥护的 “三神器” 之一的电视机，传遍全国。（注：三神器是指电视、冰箱、洗衣机）
两天后，日本的各大报社也以头版方式发出联合声明—谴责暴力。
“大学生桦美智子之死” 一举点燃日本的学运风潮，整个社会陷入“反安保斗争”的高涨情绪之中。根据当年的主办单位统计，全日本共有 560 万人参加示威游行。
反安保斗争在往后几年起起落落。此外，学生与市民也陆续发动反对羽田机场扩建、三里冢斗争（成田机场修建的争议），以及反越战的示威游行。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梅森直之认为日本战后的社会运动，是从 “战后革新势力” 的民主化运动开始，此运动以 “战争” 和 “贫穷” 等经历为共同基础，追求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改变。
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状况因为工业化的关系有了显著的改善。1955 年到 1973 年间，日本的平均经济成长率到 10%。1965 年，日本制造业的就业人口首次超过农林水产业，从这一年开始，日本正式进入“制造业大国”的时代，持续到 1993 年。
伴随着工业化的是大众化消费，以及生活中的 “规训化” 。
1973 年 NHK 曾做过一项针对高成长率的调查，1500 名的受访者中，59% 的受访者 “反对继续高度成长”，远超过赞成的 22%。受访者列举经济成长所带来的问题：公害、自然环境的破坏、物价上升、人性的丧失等。
1966 年，远山真琴才 18 岁，她在社会弥漫着反战情绪以及学运风起云涌的背景下，考取上智大学。与她相仿的 “团块世代” 也在前后两年内，纷纷成了大学生。
大批的学生入学，造就了日本的 “巨型大学”，动辄十万人以上的学生。1960 年到 1974 年，大学（包含短期大学）的升学率从 10% 增加到 37%。
学生们对陈旧的教育体制深感不满，质疑校方的严格管束，抗议学费上涨，诉求大学自治。
1968年，各大学成立学运组织并共组成“全学共斗会议””（简称全共斗）。在这之前，不少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则是组成“全国学生自治会联合”（简称全学联）。
远山真琴就读的上智大学，隶属于“全共斗”下的解放派，她才一入学就加入 “上智大学政治学研究会”，为的就是参加学运。退学以前，她对世界的认识并不是在课堂，而是在街头。
作为女性，远山真琴偶尔会被安排成后援的角色，像是替大家包饭团，或是上街募款。远山真琴自嘲学运期间，自己不知道包了多少个饭团。当然，偶尔也有比较激烈的行动。
1968 年，是世界知名的“六八学运年”。日本也不例外。这一年学运行动升级，地点在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东大全共斗为了抗议实习医生制度，发起抗争、罢课，甚至占领安田讲堂，但校方却没有释出善意，反倒要求机动队进入校园驱离学生。
隔年一月，学生再次占领安田讲堂，连续两天的冲突，逮捕了 819 名学生，包含远山真琴的朋友。
日本的学运与西欧国家有个很大的差别。尽管两者都是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对日本有极大影响力的反而是主张由少数菁英组成的 “先锋党”（派阀）形式。
从 60 年代开始，日本的左翼势力就出现复杂的分支和路线。其中“全共斗”就属于强势崛起的 “新左翼运动” 里。但由于派阀之间的斗争激烈，日本学运后期引发许多内部暴力的问题。
1972 年，新左翼的其中一个分支组织“联合赤军”于浅间山庄以“总括”之名，肃清、杀害 12 名同伴。日本学运之路被暴力事件强行划下终点，使得 “新左翼” 一词成为具有负面意涵的标签。
远山真琴说“联合赤军”的事件带给日本社会和她极大的伤痛。
如今，任何兴起的日本新市民运动，都会极力回避强烈冲击体制的行动，免得引发社会反感。更不用说，那些普遍对政治感到冷感的年轻人。按照远山真琴的说法是：“被教育培养出一批听话而不懂得反抗的学生”。
远山真琴退出学运之后，依然在地方默默关注社会运动，无论是女权议题，或是反核电。某方面来说，这是所谓“全共斗世代”所遗留下来的良好遗产——批判精神、理想主义与行动力。
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远山真琴对于重述学运与个人经验的细节，依然略感不安。这样的不安，可能与日本学运走向失败有关，也可能与当年对于学运深感困惑有关。
远山真琴最终选择以化名的方式，分享她的故事：
“小松在东京大学文学部时适逢 60 年安保斗争，他曾经是学生运动组织的干部。听说桦美智子参加游行，被警官队殴打致死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自己也负了不轻的伤”——村上春树《1Q84》。
在北海道的偏僻小镇根室市，即便是小学生，也会对桦美智子去世的事情印象深刻。
1960 年东京正处在安保斗争中，有一位被杀害的女学生叫桦美智子，虽然当时我只是一名六年级小学生，但读了报纸上的报导，还是受到十分强烈的震动。直到高中，我还读了追悼桦美智子的书和当事人写的书。
我的老家就在根室市，家里从事渔业，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总共五个孩子。
安保斗争时，家里年纪最大的姐姐，正在东京女子大学就读，6 月 15 日桦美智子去世，7 月她放暑假回家，我问姐姐有没有参加安保斗争游行，她说： “别说去了，我根本没有关注”。
尽管我还不是很懂事，却对战后的民主运动有深刻共鸣，我的姐姐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完全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关心，当时我还挺讨厌她们的。
我从小就非常爱读书，小学五、六年级读了《古丹的口哨》（コタンの口笛），到现在都清楚记得故事内容，这是以一对阿依努人兄弟为主角的书（注：日本北方的一个原住民族群）。这本书让我了解阿依努族所遭受的民族不公。说起来，这可能是我意识到社会不公的契机吧。
当时教育管理不是很严格，尤其是偏远地区，我的小学班导也讲了很多二战的事情，他常常跟我们说，战争是什么，如何让百姓遭受巨大的苦难。
高中的时候，有门课叫做“伦理社会”，学校里也有“社会问题研究会”社团。班导师除了在课堂上谈到政治问题，同时也是社团的顾问。他说越战中美国轰炸越南的飞机，就是从日本的冲绳起飞，所以日本跟越战并非毫无关系。（注：美国统治琉球群岛时期是从 1945 年到 1972 年。冲绳的美军基地占地中，高达 33% 为私人土地。1950 年代战后初期，美军以廉价征用私人土地的方式扩大美军基地。）
日本各地都有反越战的运动，但北海道因为地处偏僻，没有游行，不过有召开 “日本看越南问题” 的学习会。
高中的图书馆对我来说是非常舒服的地方，虽然书不多，但一群爱书的学生会聚在一起，借阅彼此的书。我读了很多日本的现代文学与俄国文学，包含大江健三郎和仓桥由美子等人的作品。而我对社会主义之类的左翼思想，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启蒙的。
1965 年、1966 年，庆应大学与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分别为了反对学费调涨、校方高压管理、学校被企业与政治力染指等事，展开了抗争，顺势开启 60 年代的第二波学运（第一波是 60 年代初期反安保斗争）。
尽管当时上大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女性来说尤其是，但家里还是让我们 5 个小孩都上了东京的大学。
我是上智大学外国文学院俄语系的学生，选择上智大学是因为想学俄语，这所大学有这个学科。其实我也考上早稻田大学，但上智大学排名更高，父亲就说：“当然要上上智大学”，于是我就选择上智。
当时日本有不少巨型大学，最大的是日本大学，有 10 万名学生，早稻田大学则有 3 万名学生。上智大学是一所天主教学校，没有过分扩张，加上校园就在东京市中心四谷一带，相比之下校园面积还是比较充裕的。上智大学的学生，大多都是富裕家庭的孩子。
考上上智之后，有一次在电视新闻的学运画面里看到蓝色旗子，上头写着“上智大学政治学研究会”，我才知道原来上智大学也有学运的人，所以一入学就决定加入研究会。我是带着加入学运的意图参加社团的。
入学后不久，4 月 21 日曾发生过一次游行，印象中是个不小的事件，政府就派警察机动队来镇压。所以后来我只要看到巡警，就算他们亲切微笑，还是会想起他们是国家机器的爪牙。
“上智大学政治学研究会” 并不是只有上智大学的学生，还有校外人士参与，比如说法政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学生。我们还举办过列宁《共产运动宣言》的读书会。
可以这么说，大学的前两年，我几乎没有上课，全是在密集的游行中度过。我们时常为了学运去募款，比如在新宿站和御茶水站，经过的上班族都愿意给我们零钱。
记得有一次在新宿站为了躲藏，刚好对面走来一位年轻白领，我把头盔扔了，抓住他的手问：“能不能装作情侣”混过去，他很好心地配合我。还有一次在御茶水站，也有店家把卷闸门拉下来，让我们可以先躲机动队，之后再逃走。
其实一般市民就算没参加学运，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持学生。
每次参加学运，我都感到非常害怕，都带着没办法活着回来的心情，但我还是要去，因为不去的话，就是背叛伙伴。
大学的附近有一些咖啡馆，这是不同学生组织的集会地。那个时候，大学也不是从早上课到晚，学生们有很多自己的时间。我们社团制作过很多印着集会信息的传单，有人看到传单就来了。虽然只是我的猜测，但我觉得参加运动的人，更多还是经由同班同学或熟人所邀请的，不完全是研究会的固定成员。
我们会事先组织大型活动，如果撇除个人参与的，像我们这种在社团里的人，现场通常会安排一位“repo”（レポ，report 的简称），主要是负责记录而不参加游行，他会保管大家的学生证，以免我们被逮补时被警察搜到证件。
“repo”通常选那些有经验、且能够判断状况并迅速应对的人，每次游行结束后，他会确认所有人是否安全归来、伤亡或被逮捕，如果有人被逮捕，就要组织救援活动。
日本学运现场会看到每个人带着不同的头盔颜色，这通常代表着不同的派阀，比如说解放派戴蓝色、ML 派戴红色（注：共产主义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 ML 派）、革马派（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革命的マルクス主义派）戴白色的，至于黑色的有点想不起来。
总之，到现场就会有人发头盔。我带的是蓝色头盔，这是 “上智大学政治研究会” 的颜色，各个派别在东京都有自己的据点，解放派的据点就是上智大学和东京大学的教养学部。
其实大部分的人，对派阀之间的差异并不了解，之所以加入不同派阀，只是由一开始接触的人群而定。假设我选择早稻田大学的话，就会因为早稻田是革马派的据点，而加入革马派。
而且当时派阀的指导层都有很强的派阀意识，但下层没有。我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同校同学，就跟早稻田大学革马派的男生恋爱了，这样的事情在学运里并不少。
1968 年的 “新左翼” 势力，主要以“全共斗”名义活动。“上智大学全共斗”中掌握主导权的主要是社政党解放派，“法政大学全共斗”由中核派、“早稻田大学全共斗”由革马派控制。虽然有点混杂，但势力就是这样分开的。
至于民青盟（民主青年同盟）和日本共产党则是打着“全学联”的旗号的。
我在上智大学时，会对外说自己是“全共斗”的活动家，但其实我对派阀之间的关系没有很清楚。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喜欢日本共产党那些区分领导的精英和大众的做法，他们的态度居高临下。
上智大学的“全共斗”和“全学联”泾渭分明，经常爆发小型的冲突，但还不会发展到暴力冲突那么严重。所以虽然没有深入了解，我也是在思考之后才加入的 “新左翼” 一方。
日本的新社会运动之所以会出现，有个相当重要的前提是“年轻人和女性的存在”，他们被认为是有一致性的整体。
1960 年代，日本刚迈入工业社会。工厂与办公室的大量出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型态，劳工与上班族的人数逐渐增多。年轻人和女性都是工业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一群人。他们不像劳工被镶嵌在工业社会当中。年轻人厌恶进入朝九晚五，每天穿西装的生活；女性则对除了主妇之外，别无选择的人生感到郁闷。他们呼喊推翻体制，未必是指夺取政权，也和高举生产手段的社会化，加薪、就业等旗帜的劳工运动有显著的不同，而是呼喊更广义的“自由”。
我是家里唯一一个反抗过父母的人，但由于成绩十分突出，父亲从来也没说过 “这孩子要是男孩就好了”这种话。
高中的社会老师曾经对我们说：“你们在做女人之前首先是个人”，当时我还想“但我是个女人啊”。那时候对于性别不平等的状况，像是升学率之类的事情，还没什么感受。真正意识到女性问题，是参与学生运动之后的事了。
学运里当然会有女性的角色，封锁街垒后在大学里轮流、值班、做饭团之类的，我根本记不得自己做了多少个饭团。
我是在学运中学会了抽烟，有些人会对我说“女孩子抽烟不好”，这让我意识到自己女性的身份。明明无论男女，抽烟都对身体不好，为什么就只指出女生？为什么作为女性要被另眼看待？我对性别问题一直有模糊的印象，清晰了解就是参加运动之后的事情了。
参加学运的事情，虽然没有瞒着家人，但也没有详细报告。我母亲并不知道事情的危险性，所以没说什么，反倒是我父亲，非常担心且生气，但不至于反对或让我回北海道。
北海道根室市的媒体并不发达，母亲也不怎么看报纸和电视新闻，我姐姐们也是这样。所以在根室的时候，我没有期望得到她们的理解，学运根本不会成为我们之间的话题，就普通过着日常生活。
至于我哥哥，当时也在东京的青山学院大学就读，他玩心很重，不怎么念书。虽然了解一些学运的事情，但他非常看不起学运的参加者，因为他觉得学生们一边“啃老”、一边参加学运，实在很可笑。
我哥也会说，我参加学运却同时拿钱买时尚的高跟鞋打扮自己，真是矛盾。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两件事情，到底哪个更重要，但和学运的伙伴们在一起，就是会有很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会一起讨论活动的真正目的和意义。
东大学生因为不满实习医生的制度，组成“东大全共斗”。东大成为学运的主要战场。1968 年 6 月东大全共斗短暂占领安田讲堂，时任校长大河内一男请求机动队进入校园。此举引发学生怒火，并展开无限期罢课。年底，文部省宣布停办隔年的东大入学考试。
隔年 1 月 18 日，全共斗占领了安田讲堂，机动队再次冲进安田讲堂逮捕学生，学生以石头、汽油弹、作为抵抗。整整两天的冲突，警方一共逮捕 819 名学生、起诉 600 名以上的运动者，当中 15 个人被判处两年徒刑。
《世界》曾于 1969 年 9 月份刊出一份调查，题目是：“你认为东大斗争的目的何在”。这是一个复选题。参与者回应的结果是：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占 41.7%、自我改造占 31.7%、瓦解现行大学制度占 27.2%、探究思想根源占 25.6%、表达反体制的意念占 25.0%、感性的解放占 5.5%。
在安田讲堂事件之前，学生通常采取封锁校舍，让别人无法进入，以及罢工、罢学，所以上智大学就有机动队来清空学校，把封锁校舍的人全部都排除出去。
1968 年 12 月的时候，因为上智大学被封锁，没有课可以上，我父亲非常担心，想把我从东京带回北海道，就派我母亲来接我。
我实在是放心不下连电车都不会坐的母亲，所以就跟着她回到根室。至于全共斗占领安田讲堂的事件，就是在我回到根室的这段期间发生的事。
我的母亲是家庭主妇，算是会在（小、中学）社会课本中出现的普通母亲形象。她是个很可爱的人，非常听我父亲的话，但对于我在学校做的事情完全没有责备，因为不了解严重性也不是很担心。和这样的母亲在一起，怎么说呢，总觉得自己的一切都能被接受。有时候，我也会想要是在东京活不下去，灰熘熘回了根室的话，母亲也还是会开心地迎接我。
母亲知道我过得不容易，根本没想过我会说不肯回家，把特快列车的票都准备好了。那个时候，活动的据点没有了，紧接着又是新年，所以我也没怎么抵抗就回家了。
回家以前，我确实没想到学运会发展到占领安田讲堂这么严重。一回到根室，我的内心还是十分焦急，一心只想着无论如何都要再回东京继续参加学运，即使我父亲会生气、反对。
事件爆发之后，我有一些朋友们已经被逮捕。虽然那时没有手机，和东京的朋友联系只能打昂贵的长途电话，并没有得到太多消息，但我还是知道亲密的朋友被捕的消息，一直担心着他们的情况、他们在做什么，于是就用过年得到的压岁钱，在二月的时候，瞒着父母回到东京。我回到东京的公寓时，父母才发现我离家出走了。
上智大学是一直到四月才重新开放，在此之前，学生无法进入。我和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和法政大学一起参加小规模抗议活动，和学运的伙伴们一起在咖啡厅集会，继续进行学运。
当时全共斗运动最大的目的之一，就是反对大学管理法案，保证大学的自由和独立性。这是因为日本政府创建了大学管理协会，开始干涉大学教学和管理。他们也在这些抗争中一起提出反对安保之类的诉求。
很多全共斗的学生领袖和成员都受到了退学处分，学生们也要求学校撤销退学处分。明明全共斗运动提出了这些诉求，但校方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照常开放运行，这让他们无法容忍，进行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包含小规模的“粉碎课堂”和“粉碎考试”等活动，还有走出学校参加反战游行之类的。
回到东京后的一年间，我又断断续续参加大大小小的活动。这段期间主要是“救援活动”，救助一些在安田讲堂事件和其他大型事件中被捕的学运骨干。这时需要送食物和水，要是募款不够，大家就要去打工。
平时，如果需要打工时我会很早起床，不需要的时候我就睡到中午，然后去咖啡厅参加集会。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毫无目标、十分丢脸的生活。
日本学运在 1960 年代发挥了极大的动员能力，像是远山真琴年轻人付出许多时间与心血。他们参与学运是为了改变“去政治化”与“被规训化”的自己。
但随着运动拉长战线，参与者逐渐感到疲乏。前东大全共斗的成员小坂修平回顾学运时说：“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当成一个问题” 这样的运动反而造成自己的痛苦。“变得不知道要怎么生活才是对的”、“只剩下空虚的自我意识和焦虑而已。”
关于我退学的原因，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跟别人说过。
学运后期，我逐渐得知组织内部的暴力事件不断增加，内心的疑问和疲劳也持续增长。有一天，我在乘坐山手线的时候，看到有两位比我还小的男孩子，怎么看都像是普通劳工，当时不知道怎么地，突然间就哭出来了。一方面是想到自己说到底确实还是在“啃老”；另一方面也觉得在大学里既没有好好读书，也没有进行实质劳动。
难道这样不是一边说着要进行社会运动，一边却过着一无所知又浑浑噩噩的生活吗？
“在所有人中我才是最为渣滓、最没用的人。”我陷入了这些想法，一直哭着坐完了一整圈山手线。从这一天之后，我很快地就决定要从大学退学，作为一个劳动者参加工作，通过勤奋创造价值来改变社会。
那一年（1970 年）活动不那么激烈了，有些学生为了拿到升年级的学分，重新回去上课而不参加活动，继续求学。
当我决定退学，我母亲依然不了解也不管，父亲只是跟我说：“你是个言出必行的孩子，如果我现在因为你不听话把你赶出家门，你真的离家出走，到时不知是死是活反倒让我们担心，要做什么就随你吧。”
在日本，大学入学时（除了父母）会有一个保证人，如果一声不响地就不再上学了，会有学费的账单送到保证人手上给他添麻烦，父亲觉得如果要退学的话就把退学手续办好，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在此之后，我没有再接触过大学时一起搞学运的伙伴了，当被问到为何不再搞学运时，我现在说不太清，更说不出来个所以然，只能回答说大学也回不去了，不得不放弃。
我一直到高中成绩都名列前茅，虽然听起来有点令人生厌，但我从没有想过自己会不如人。
另一方面当年参加运动的都是年轻的男女，也有很多恋爱问题。比如说我听说过有入狱的同学辗转对我传达过爱意。整个学运里参杂了太多情感杂质，彼此不再是单纯的活动同志，所以我想把这方面的关系都断得干净一些。
自从有了电车里觉得自己是人渣的经历之后，上班也觉得工作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于是舍弃先前天真的想法，不管什么事都要做做看。我工作非常努力，先是在编纂业界会刊，一开始觉得有些困难，但渐渐得到了别人的认可，感觉工作变得有趣了。与此同时，和大学朋友也就逐渐失联。
离开东京之前，遇上我的丈夫。我丈夫是东京下町长大的，是我根室的高中同学介绍给我的。在很多人的聚会中第一次相遇，之后又在东京有缘偶遇，三次分别在代代木、纪伊国屋和日比谷撞见彼此。因为感到实在巧合，就出去约了会并越来越熟，后来开始交往。
丈夫在高中时参加了日本共产党，但对其中从上到下的菁英指导方式并不认同，所以后来脱离出来转向“新左翼”。我们在这方面的思想是有共鸣的。丈夫因为家境原因，考医科大学的话只能选择国立和公立大学，于是他复读了一年，考上了福岛县立医科大学。虽然没有一起参加过抗议活动，但思想方面十分接近，回东京也常常见面。
我父亲催促我们快快结婚安定下来，我丈夫的母亲也觉得还是早点结婚好，于是我匆匆忙忙地在二十四岁即将到来时，就在东京举行了婚礼。
因为当时丈夫六年的医学院还有两年没有读完，于是我陪着丈夫去了福岛，住了两年半。毕业之后考国家资格考试，通过之后移居到了札幌。在福岛时生了一女一子，移居北海道之后生了第三个孩子。
1969 年底，日本学运开始下滑，一个激进的左派组织“联合赤军”却诞生了。这个组织是由“共产主义者同盟”里分出来。由于作风激进，后期甚至被官方认定恐怖主义组织。
1972 年 2 月“联合赤军”在浅间山庄进行严苛的军事训练，以“总括”为名，将 12 名同伴批斗虐待致死，被称为“浅间山庄事件”。此事传开之后，“新左翼”与“学运” 被贴上恶名昭彰的标签，成为日后挥之不去的阴影，同时遮掩运动本身正面的部分，例如理想主义、批判精神、政治与社会分析，以及文化创造。
依据日本警视厅的调查，1968 年到 1975 年之间，一共发生了 1776 件运动内部的冲突，总计有 4848 人受伤，44 个人被杀害，另外有 3438 人被逮捕。《全共斗白皮书》里也曾对学运参与者进行调查，在 563 位的运动者里，有 24% 的人退出运动是因为内部暴力，16.9% 的人是因为“联合赤军”。
1972 年日本发生浅间山庄事件，给日本社会和我带来很大的伤痛。
我之前说过，我们抗议的时候都会戴上头盔，手上还会拿着棍棒，但我不喜欢用暴力达到目的，所以内心矛盾一直存在。
浅间山庄事件让我看到暴力使用到极致的结果。很多人死于内斗，这让我也开始思考学运到底走向何方。在上智大学时，大家还说想去南美流浪、去农场当工人，似乎都想要放纵自己来逃避现实。
我真的希望有更多人知道联合赤军给人们和整个社会带来了多大的伤痛。我下定决心珍惜自己平静的生活。
我在福岛这样一个东北城市抚养孩子并工作，当做生活的基本。当时女性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是不太可能的，就算是结婚之后勉强工作的人，生孩子后也不得不放弃了。我结婚之后把东京的工作辞了，来到福岛很快就有了孩子，之后就没有再工作了，移居北海道以后只是零星打工过。
这一段时间日本的经济增长十分惊人，甚至超越美国的增速，所以底层劳工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少。这种富足的生活似乎也把学生运动的反抗能量回收了，让人们屈服于温吞的幸福状态。
我在北海道抚养三个孩子的过程中，过了 30 岁后又开始关注社会运动。恰逢日本政府在推行《男女雇佣平等法》，电视上播很多推进男女平等的新闻，于是我在札幌参加了推动这一法案的活动，也参加过在福岛的女权运动。另外，因为我很喜欢看书，札幌是个有 150 万人的大城市，却只有一个图书馆，于是我也参加了“地域文库运动”。
在参与地方的社会运动时，我遇到不少以前也参加过学运的人。虽然学生时代并不认识，但这些和我同时代的人，到了 30、40 岁虽然有自己的生活，也仍然参加社会运动，有改变社会的能量。就是说，大家在各自的领域生活着，同时也关注着这个社会。
比方说，现在在北海道积极反对安保法案和反对核电的人，大多都是所谓的“全共斗世代”。我认为有参加过学运的人，对社会问题终究会比较敏感，不会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而是从社会的角度看事情，注意到其中的矛盾。
如今事过境迁，但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还是十分严峻，比如说贫困问题和安保法案问题，只是社会上并不会把这种社会问题和 1968 年联系起来思考的倾向。
1968 年之后日本的管理教育体系，执行得非常彻底，于是就培养出一群非常听话而不懂得反抗的学生，使得现在的日本人与社会产生了隔阂，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社会一分子的自觉更少了。
不过，我也有注意到 2015 年日本社会又出现了新的学生组织 “SEALDs”（注：此为阶段性组织，现已解散），他们很不一样，我非常期待新一代年轻人的行动，能逐渐帮助日本人，重十和社会的一体感。
*本文感谢口译詹慕如、翻译胡玥的协助
1968 的下一个故事，会和美国的年轻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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