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000 个中国年轻人会坐上飞往新西兰的飞机，他们下决心要离开这里一年，但在行程的目的地，并没有已经安排妥当的工作或课程在等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们对此心知肚明，并称呼这一年为“ gap year（间隔年）”——有点儿漫长的中场休息。
宋钊坐上了这架飞机。他本来是工地上一名新来的工程师，才过了一年半，就感到苦闷厌倦。2012 年冬天，他已经抽空考了雅思，去机场前，宋钊在行李箱中塞了一大把中国结。
两年后，四川德阳什邡市的姑娘小左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小左在里就是旅游狂热者，也有出国的计划。但事实上，她一毕业就在国企工作四年。坐上这架飞机后，“德阳市第一个有编制的人辞职了”。
洪珊瑚听说，每年想要坐上这架飞机的人不计其数，先到先得。为了提高成功率，这位厦门的年轻白领一直守在电脑前，她还事先练习了如何填写申请表。名额开放时，同样卯足了劲的中国年轻人涌入，系统瘫痪。洪珊瑚刷新了一个多小时，幸运地没有白费力气。
现在，他们都坐上了这架飞机，手里攥着由新西兰派发的打工旅行签证（working holiday visa）。从 2008 年开始，新西兰向中国内地 18 到 30 岁的年轻人提供这样的机会，以便他们在新西兰旅游、生活、工作，赚取旅费。这样的机会不多见。现在只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家能给中国年轻人提供打工旅行的签证。
但年轻人对“间隔年”的热情显然日益高涨。公司和机构都看到了这样的机会。穷游网、Lonely Planet 都推出过支持年轻人旅游的资助项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了“中国间隔年计划”，友成基金会的“小鹰计划”、盖茨基金会资助的“砂砾计划”等公益项目，则提供更加定制化间隔年项目，这一年里年轻人的任务包括乡村社会实践、去公益组织和互联网公司实习。
而根据新西兰驻上海总领事馆提供的数据，2014 年 1000 个名额在 9 小时内被抢完，今年只花了 1 小时 45 分钟。
打工旅行只是一种“中场休息”的方式。
17 世纪，贵族子弟游历欧洲，参观博物馆，欣赏画作，品尝葡萄酒，体验之前仅在课堂学习过的知识，这种“壮游”（the Grand Tour）就是间隔年的始祖。上世纪 6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婴儿潮一代以伦敦为中心，踏上一条跨越欧亚大陆的“嬉皮之路” （Hippie Trails），从欧洲向南亚，尤其是印度和尼泊尔进发，开创了“间隔年之旅”的风潮。西方国家政府也鼓励青年人远行、文化交流，希望以此促进全球理解互动，防止新的世界大战。
有赖于这些传统，欧美的年轻人如今仍然习惯在高中升学或大学毕业之后，花上一年时间，做些此前没机会做的事情，比如周游各地，当志愿者，学一门新的语言和手艺。
根据英国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中心数据，2012 年约 5%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英国年轻人选择延期一年入学。著名的案例不得不提威廉王子，2000 年他从伊顿公学毕业后，到智利参与了雷励远征（Raleigh International）的义工服务，清洁马桶的照片广为流传。
今年 4 月，奥巴马夫妇也宣布大女儿玛利亚会在入读哈佛前间隔一年。包括玛利亚在内，约有 1% 被录取的美国学生会推迟入学。为这些学生的间隔年提供建议和帮助的，有非营利组织美国间隔年协会（American Gap Association），根据他们的调查，2005 年到 2015 年，美国学生对间隔年的兴趣明显更浓厚，2015 年选择间隔年的学生同比增长 22%。
等到陈子豪在国内听说这个时髦的概念，已经有点儿晚了。
2014 年，对外经贸大学的陈子豪申请出国失败，毕业后他一边在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实习，一边准备 GRE 和托福之类的语言考试。实习工资每个月只有 1000 块，他在一个顶层临时板房里住了下来。实习不是全职，其他时间，他一般睡得很晚。他为自己经常无所事事感到焦虑，但一起实习的学长告诉他说：“这不是间隔年吗？”
洪珊瑚在国内开始着手准备她的间隔年时，她也觉得有些晚。洪珊瑚在高中时就知道了间隔年，羡慕“国外的小朋友上大学前能到外国游历”。但国内的大学并不支持年轻人延期入学，入学必须在高考结束后的几个月内完成。
如果要介绍国内这些选择间隔年的年轻人，正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读大三的唐丢丢会说：“他们比我们活得更明白一点，比较当机立断，心态特别好。”在过去一年时间，她发起了记录 30 个间隔年故事、集结出了书的“gapper 30”项目，接触了几十个间隔年案例，但唐丢丢觉得大部分 gap year 的人不是“只活在微信里的牛逼的人”，而是“一伸手就能够到的人”。
23 岁的切格瓦拉和朋友骑上破摩托车，开始了八个月穿越拉丁美洲的旅行，见识到普通民众生活的苦难，在结束旅行后开启了另一场改变世界的新旅程。因为这部电影《摩托日记》，2012 年，28 岁的李沐泽打算暂停在北京路透社的工作，开始间隔年。
跟唐丢丢一样，很多人第一次知道间隔年，是因为孙东纯 2009 年出版的一本《迟到的间隔年》。 这本当年的畅销书最早来自天涯上的热帖，记述了孙东纯在 2006 年带着一张 2 万多块的银行卡，走了泰国、缅甸、印度等六个国家，在印度当义工的时候遇到了他现在的妻子。这个改变人生轨迹、遇见爱情、甚至回来之后能以写作间隔年为业的故事太成功，太性感，出版商还把它包装成了“中国第一本推动‘间隔年’旅行概念的标志性图书”。
不过，当他们蠢蠢欲动，着手准备这一年时，要考虑的事情不少。
李沐泽身边的同事朋友都觉得他辞职去旅行“没有必要”。直属上司尽力挽留，许诺给他放一个月假，回来调整状态。 他有点挣扎，“工作挺顺利的，在北京生活得也很舒服，我当时已经快 30 岁了，要不要放下手中的一切去做这个事情？”辞职半年前他开始准备签证、机票，在一年时间里走了东南亚，回来集结出了书。在书里，他认为这不是个冲动的决定。
洪珊瑚来自泉州传统家庭，26 岁准备去新西兰打工旅行时，父母已经进入催婚状态。她只好跟父母说去新西兰是为了工作进修，并应父母的要求，出发前相亲了三四次，跟父母讲好了，如果对象合适就要留在国内。
谢安妮在知乎上关于“为什么中国大学生很少选择间隔年”问题的回答，收获了 1041 个赞。她一开始就遇到了学校的问题。2012 年，她向学校提出到国外实习的申请，教务处一开始认为她拖一年毕业，还用一种看起来有些吓人的理由指责她“浪费国家资源”。但她已经拿到了实习 offer ，要暂停学业间隔年的决心比他们想象中大。她把学校的《学生手册》翻出来，“把手册关于学制与学年那几页翻烂了，没事就跑去教务处理论，就差没把校长找出来。”
最终，她成功“休学”。
去新西兰打工旅行的年轻人，第一站通常降落在奥克兰。这个新西兰最大的城市有大量华人，对于初来乍到、英语不熟练的中国年轻人来说，是难度系数较低的选择。
小左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唐人街的一家华人餐厅打工。因为在家不做家务，半个月内她切到了四次手指。几个月后，她在新西兰西南部最大的罐头厂的桃子线当工人，从下午一点到晚上十点，她需要把核一颗颗剥出来。四天之后，她受不了无聊，改去户外摘果子，做季节工。
宋钊在华人餐厅只呆了一天。“老板太坑了”，他每小时只能挣 6 纽币（不到 30 元人民币元），不到法定最低时薪 14.25 纽币的一半。辞掉第一份工作后，宋钊开始了“玩一段时间就换一枪的生活”。第二份工作，他去洗衣店打工，负责将桌布、被套、床单的垃圾抖出来，不到一周，被老板嫌弃干活太慢，开了。之后，他摘了 20 天樱桃——这已经是他做得最久的一份工作了。
但现在，宋钊在新西兰的那一年显然成了这个项目最乐意宣传的那类间隔年。
转折点发生在皇后镇。他发展了一下在大学的吉他弹唱爱好，发现在皇后镇街头每天唱两三个小时候，就能收入两三百纽币（近 1000 元人民币）。东方面孔的街头艺人在皇后镇因罕见而吃香。一次，一个美国中年男人听完歌后说“年轻人我特别喜欢你的生活态度”，跟他握手，等他展开手心，发现躺着 300 美金，惊呆了。回国后，凭借根据在皇后镇生活经历写的一首同名曲，他到丽江小有名气的酒吧“大冰的小屋”当了歌手，彻底转了行。
像宋钊这样的故事并不常见。尽管在间隔年中密密麻麻地安排了七个项目，但现在万德尔依然懊恼，觉得自己由于懒惰浪费了很多机会。
同样回答了知乎上“为什么中国大学生很少选择间隔年”问题的，还有万德尔。 2013 年他高考失利，在准备重新申请本科出国的这一年里，他先参加了韩国外交部组织的青年交流活动，终于把 Facebook 上的好友变成了两位数。之后，他回重庆老家想办一个有关留学旅游的创业项目，去了香港注册公司，去了澳洲、斯里兰卡、印度等地方“创建人脉和项目”。同时，他又跑去贵州和越南做少数民族调研，还在日本的一家有机农场做了一周的义工（WWOOF）。
二十多岁的焦虑很难在间隔年得到缓和，反而会密集地爆发出来。回想这一年，万德尔懊恼应该在知乎上再多花点时间，变成一个小 V。
关于间隔年，一个经典的话题是，那些间隔年后回来的人都怎么样了？他们是否会有人生拐点，成功改变了原本平淡无奇的生活？
在《迟到的间隔年》之后几年，市面上出现了一批写辞职旅行、追逐梦想的畅销书。例如《背包十年》，自 2010 年出版后印刷了 41 次，截至 2014 年总销售量超 60 万本。此后，《一路向南》、《打工旅行：一年实现一个梦》等间隔年旅行书涌现。“无论是间隔年，还是打工旅行，随便一搜就有好几本，有点泛滥的节奏了。”。
现在年轻人对这类梦想描绘已经有更高的警惕。
谢安妮毕业之后不同寻常的选择，似乎并没有帮她走到更高的职业平台：休学一年，在德国科隆附近小乡村的咨询公司实习了大半年之后，回到南京，市中心匆忙的行人和拥堵的汽车让她无法适应。她打消了去对国内大城市过精彩生活的念头，回到有一片海、有着类似西班牙海滨小镇风景的珠海老家。
“回来后刚开始半年的状态，在办公室根本坐不住。……我非常痛苦，曾经他想努力逃离的一些东西，想努力地通过旅行去解决、调整的某些人生的状态，似乎并没有得到解决。这个时候会开始怀疑和挫败。”他在一次 TED 演讲中说道，花了半年的时间，他才调整了状态回到正常的生活节奏。
陈子豪现在希望可以重新选一次。在准备第二年申请出国的同时，陈子豪也在找工作保底，但他非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在国内的就业市场中有些尴尬，同时公司被要求不能征用毕业生做实习生。在校园招聘，他投了十几家“可以说是我们学校学生保底的公司，一个笔试通知都没有收到过。”等到陈子豪拿到了毕马威的 offer 和连带的北京户口，HR 仔细一看，才发现他不是应届毕业生，“可能是系统 bug 了。”
“作为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我会觉得，就目前而言，这些成本是我无法承担的。我想要一个工作，我想在北京混还想要一个户口。”陈子豪说。
这些受限于观念和制度的年轻人可能都会羡慕 22 岁的新西兰姑娘 Olivia 。三年前，她通过学校项目来到上海实习，他们通常称为“海外经历”（OE)、和间隔年类似的经历。现在，她和男友一起在上海成立了一家做新西兰特色“派饼”颇为成功的食品小公司。
题图来自：《在路上》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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