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禅寺大殿柱础，唐建中三年，782
今天大约距“不要造奇奇怪怪的建筑”已有3年，
距中国营造学社对中国传统建筑所进行的大规模田野调查已有87年，
距“中国固有形式”的国家倡导已有90多年，
而距中国南宋的文艺最高峰时代已有700多年。
中国曾是一个诗意遍布的国家，有着自己独立而强大的传统与建造体系。
然而今天随着整个亚洲的崛起，她迷失在一个慌张的发展浪潮中。
城市与建筑的趋同，让人无法分辨哪里是中国。
这一现象，足以让中国建筑师们感到集体的失意，
承受文化资本缩水之痛。
但也许正是在这种失意的自我判断之中，从“大建筑”逐渐消亡开始，近二十年间，中国本土建筑师所创造的一批富有中国在地特征的建筑逐渐光芒闪烁，正在促成中国当代建筑的一种思潮。而这种也许能被“粗野主义”地域性差别发展所概况的思潮，类似中国本土的“后现代”，要比西欧、美国、晚了数十年——相对于勒柯布西耶第二阶段标志作品1955年朗香教堂的建成，相对于美国建筑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所宣布的现代建筑于1972年7月15日下午3时32分在美国密苏里州圣刘易斯城死亡，相对于矶崎新1974年群马美术馆的建成而言。
群马县立美术馆，矶崎新，1974
巴黎瑞士学生宿舍，勒柯布西耶，1933
退台方院，李虎，2014
从这些但并不局限于以上十位的中国本土“明星建筑师”的诸多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迟到的中国后现代或批判地域主义，所呈现的共同特点：一、对建筑、空间、场所的本质意义的追求；二、对中国古典传统美学的缅怀与十取；三、保持着明确的建筑史观；四、同时不排除来自建筑文化全球化的映射。这些仿佛正在塑造一个属于中国当代建筑的全新体系。
从柯布1955年的朗香教堂，到日本吉阪隆正1967年日本英特师范系建筑群，再到王澍2001-2007年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建筑群、2008年建成的宁波博物馆以及刘家琨2014年的西村大院，可以看出，虽然中国本土建筑师不像日本建筑师那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但依然受到了西方的巨大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在经过地域性发展之后，所呈现的中国特质远远超过了后现代或粗野主义本身的魅力。这也许与中国文人传承下来的集体意识有关，虽然它不像西方的信仰一样有一个统一而具体的教派或名称，但在一种无形的教化环境里影响了我们所有人。
朗香教堂，勒柯布西耶，1955
日本英特大学师范系建筑群，吉阪隆正，1967
日本英特大学师范系建筑群，吉阪隆正，1967
日本英特大学师范系建筑群，吉阪隆正，1967
宁波博物馆，王澍，2008
成都西村大院，刘家琨，2014
从2014年董功设计的三联海边图书馆，依然能看到1960年拉图勒特修道院的影子。但其中的混凝土表面处理与成都西村大院及祝晓峰近期完成的苏州东原千浔社区中心都体现了中国建筑师在改进混凝土这种舶来建筑材料的表现方式上的心理暗合，并和王澍所创造的手工“瓦丬墙”一样含有中国独有的地域情愫。粗糙的混凝土从原本表现廉价、快速的工业化美观，演变成了富有文化内涵的施工工艺，从而成为可暴露的资本。
三联海边图书馆，董功，2014
拉图雷特修道院，勒柯布西耶，1960
三联海边图书馆表面，董功，2014
西村大院表面，刘家琨，2014
苏州东原千浔社区中心表面，祝晓峰，2017
大舍事务所的陈屹峰柳亦春在中国的建筑实践中惯常创造的半透明虚体，与妹岛和世的诸多作品存在共性。所创造的建筑体验融合了中国江南地域的诗意空间传统，并表现出了造园哲学与中国含蓄的审美观。董豫赣同样用红砖房深入地最大限度地圈进了中国园林，虽然能从砖房中看到康、卡洛斯卡帕、博塔的建筑情景，但毫不影响他成为中国建筑界的一个伟大孤例。
螺旋画廊，大舍，2011
青浦青少年活动中心，大舍，2010
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妹岛和世，2007
金泽21世纪美术馆，妹岛和世，2004
荷兰Bonnefanten博物馆，阿尔多罗西，1990
布里昂家族墓园，卡洛斯卡帕，1968
布里昂家族墓园，卡洛斯卡帕，1968
北京清水会馆，董豫赣，2006
面对城市，马岩松发展了钱学森与吴良镛多年前所探讨的山水城市，以中国风语言改变了插入城市的体量巨构，以行云流水的宏大方式展示了中国建筑面对高密度超级都市的特有路线。像是把历史的包袱改装成了迅速空降的降落伞。然而他与王澍的“手工砌筑”一样，都想获得属于中国的东西。不过一个像“宫廷诗人”，一个像“山隐樵夫”。而袁烽又像二者的结合版。
重庆森林，马岩松，2009
“瓦丬墙”，王澍，2008
绸墙，袁烽，2009
董氏义庄茶室，童明，2004
上海电子工业学校改造，冯路，2013
（某一种建筑材料或立面的雷同，也能看出中国本土建筑师们内心深处的共同宇宙）
与MAD式的城市塑造不同，在王澍的杭州中山路改造项目中，描绘了一种城市管理者、院长、教师、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学生、市民、施工队等全民参与的中国城市抢救活动。钱强、张雷、张斌、童明、李翔宁、李凯生等人都参与其中。虽然最后项目的完成度还达不到预想值的三分之一，但众多参与者们能够把恢复、塑造、补救属于中国城市本身的尺度、面貌、人文和情感作为一致的愿景，实属不易，也反映了一种面对城市与建筑的全民式的文化觉醒，或者是人们缅怀中国传统城市与建筑文化的集体仪式。
杭州中山路改造，2009
杭州中山路改造，2009
杭州中山路改造，2009
建筑活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之大，社会文化影响之广，不得不让每一个建筑师慎重地对待这一职业。尤其是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大浪潮中。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东京迎接了亚洲第一个夏季奥运会，大阪迎接了亚洲第一个世界博览会。建筑浪潮遍地开花，建筑竞赛如火如荼。国际建筑师以更直接的方式影响着日本。随着更多日本官方组织的国际竞赛花落日本本土建筑师，丹下健三更是获得了亚洲第一个普利策建筑奖。改革创新、东西融合，建筑和建筑师都在日本这一段历史中获得了沉淀。
日本广岛和平纪念中心，丹下健三，1955
如今各种建筑事件正在中国轮回。但可以喜悦地看到现代建筑在中国，被当代的一批中国建筑师给出了应有的解答，给出了在地的发展与对中国鼎盛时期文明的重现，透露了更多的文化自信，像是一个伟大的文艺复兴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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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中国本土的“中国建筑传媒奖”中国首个注重建筑的建造特点和在地特点，并以推动其国际影响力为目标的建筑奖，九年间，奖项颁给了30多为本土建筑师。而新一届的委员会正在把关注的焦点拓展到参与或推动高品质建筑建造的普通人。
中国本土的建筑师们、城市管理者们、建筑的建造者们正在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或许不久之后，我们就必须真的以“时期”、“思潮”、“运动”、“改革”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这一段“建筑史”。北宋文学家李格非（李清照的父亲）在《洛阳名园记》的湖园篇中提到“洛人”所言的园圃之胜不能相兼的六务：宏大、幽邃、人力、苍古、水泉、眺望。从原文可以读出此六务并非某个个体的论断，而是一个时代的群体认知，也代表着中国古人耕耘地表时的典型策略。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当代建筑也许正带着这样的一股倾向，从个体走向群体，从暗淡走向复兴。
李格非，北宋，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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