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情怀，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在市场强势奔袭的时代，先生们还需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先生》第二季，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崔，1925年生于济南。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教授，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从事材料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69年，创造性地研究和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新型模具钢，撰写完成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为发展我国新型钢种作出杰出贡献。
崔的夫人朱慧楠介绍着她眼中的丈夫，“早上6点起来收拾一下，或者做一点家务事，这是他的休息。然后写他的书，两百万字还在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来。”
崔说：“我这一辈子不谦虚地说就四个字概括――一个勤奋，一个报国！我一直说，我们做的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江城武汉的夏，少不了雨水的滋润，洗净铅尘的喻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里，92岁的崔早早坐到书桌旁，为再版自己的专著忙碌着。他说，“出版了之后，慢慢地发现要不断地跟国际接轨，这样钢出产的东西外国人知道，他也是同类的钢，你买他的、出口都很方便。所以这几年变化很快，我就开始修改。”
崔(右)与夫人朱慧楠在武汉的家中肖艺九摄
崔这一辈子就像自己的专业一样，千锤百炼。少年时，家乡济南被日寇占领，燕京大学毕业的父亲毅然离开被人接管的洋行，并鼓励儿子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继续读书。崔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高中毕业以后，日本人奴化教育，我父亲就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在这读，绝对不给日本人做事。我们拿了一点简单的行李，有时搞个架子车，有时走路，通过河南的封锁线，从西安到宝鸡到广莱、绵阳最后到了成都，一共走了81天。”
1944年，崔考入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一门心思就是读好书。他介绍说，“汽车、加工机床、动力都是机械系，一个专业就是一门课程。第二年我就得了全系第一。”
1948年，崔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钢铁成为工业脊梁，而高性能特殊钢，更是托举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但是，当时的武大并没有这个专业。那是1958年的春天，说去苏联学习，将来回来能够把这个专业办好。崔了解以后莫斯科钢铁学院应当是苏联该专业最好的学校，他就在那待了两年，一方面听些课，另外还做些实验研究。
崔毕业照
1960年，崔学成回国。那时，我国工业生产急需高性能新型模具钢，却无力自主生产，进口价格是普通钢的10倍以上。崔心急如焚，和同事们加紧建设实验室。“有些学校能买的帮着买，买不到的盐炉实验就自己动手做。在苏联带回一些图纸、测试仪器。”
那时候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他们只能用最“土”的办法控温――眼睛紧紧盯着温度显示仪。往往一盯就是一个通宵。崔介绍说，“如果温度高一点，就停一停，温度低一点就把闸合上去。靠手动来控制，比较难。要聚精会神。”
而每一场实验，崔都坚持亲自在场。崔说，“超过10度实验就不够准确，影响实验结果，这个不准就前功尽弃。”
崔在实验室
1964年，新中国成立第15个年头，崔带领同事建成了装备完整的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实验室，新模具钢制成的模具打破了国外垄断。
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期。每当新钢种出产，崔便背着沉重的“铁坨坨”，风尘仆仆赶往全国各家单位试用，乐此不疲。那时火车挤得不得了，有时没有位置坐，更不用说卧铺。崔有几次都是站着，从北京一直到武汉，他尽量不喝水，避免去厕所。当时他想如果托运会很麻烦，因为一点点钢筋都要办手续。所以就自己带着去，省事。
崔先后研制出十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型模具钢，在数十家工厂得到应用，按当时的标准，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两亿多元。学生熊惟皓说，如今已经92岁的崔先生，依然不断关注着学科新动向和新的研究方法。“他现在还在关注着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并且经常和我们讨论这个方面的成果。”
而崔说，走在学生的前面，这是为师者的基本要求。
崔(右)在武汉家中指导被资助的华中科技大学学生肖艺九摄
生活中的崔，一件衬衣可以穿30年，但是对家庭困难学生却非常“大方”。2013年，他和夫人朱慧楠将全部积蓄420万元捐出，设立“勤奋励志助学金”，每年资助45名本科生，每人8000元。
崔笑着说，“我们两个人商量着要雪中送炭，帮助家庭困难，但又勤奋努力学习的学生。因为我们毕业时候两手空空，现在有些积蓄还不是国家给的，用不完还给老百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张明浩。崔先生今年92岁，夫人朱慧楠89岁。夫人身体不好，如今还是崔先生买菜做饭。而学化学出身的朱慧楠教授，则用厨房里那个不大的电子秤，精细地搭配着每顿饭的各种食材。两位老人，已经这样认认真真地一起生活了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