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帕特南： 1941 年生，美国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学家，曾担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哈佛马尔金公共政策讲席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2006 年荣获政治学界最高奖约翰·斯凯特奖，且为 2013 年总统颁布的国家人文勋章得主。曾出任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目前著书 14 部，被译为 20 多种语言，在比较政治、美国政治、国际关系和政治理论领域均做出过卓越的原创贡献。代表作《让民主运转起来》和《独自打保龄》是过去半个世纪引证最多的社会科学著作，在国内学界和思想界也有深远的影响。多年来，他担任过多届美国总统、首相、法国总统以及多个国家政府首脑的资深顾问，其学术思想也激发了全球范围内草根社会运动的勃兴。
宋昕：复旦大学古籍所先秦两汉文学专业在读硕士，曾就读于博雅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2016年）。研究方向是两汉的史学与文学。
《我们的孩子》的故事（节选）
我们的定性研究
有些人从数据中认识世界，但大多数人是通过故事来了解生活。鉴于本书的主要目标是让更多受过教育的美国人看得到“社会的另一半是如何生活的”，我们就用大量的篇幅去讲述富家子和穷孩子的人生故事。当然，本书大部分还是让严谨的数据来说话，这些定量证据确证了美国孩子之间日渐扩大的机会鸿沟。但是，虽然量化的数据可以告诉我们美国儿童现在的生活状况，以及我们为什么应当关心孩子的事，但阅读这些冷冰冰的数据却始终如同雾里看花，让我们难以体会生活的真相：在眼下的世界，“我们的孩子”意识全面枯萎，为孩子提供机会成了一家一户的私人责任，成长于这样的时代意味着什么？
定量的数据无法为我们展示日常生活的种种模样：像斯特芬妮这样的单亲妈妈，靠着微薄的工资将孩子们养大，不但要时刻想着如何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稳的家，保护他们免受街头的危险，还要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照看他们；像大卫这样的大男孩，被入狱的父亲以及酒鬼继母所抛弃，饱尝生活的苦难，但即便如此，在一个恶意满盈的社区内，他还是努力着要做一个好爸爸；甚至像玛尔妮这样的中上阶级的母亲，也在为子女的未来而惶惶不可终日，担心孩子们无法应对这个工作环境残酷、家庭关系脆弱的世界。
于是我们扩展了样本，新增了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Duluth）、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Birmingham）、德克萨斯州的奥斯丁（Austin）、俄勒冈州的本德镇、加利福尼亚州的橘子郡、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Waltham）和威士顿（Weston）。这些调查地点代表着美国各地多种类型的地方经济和文化，包括工业衰退地带的去工业化的小镇（克林顿港和德卢斯）、中产阶级云集的旅游胜地（本德镇）、欣欣向荣的高技术“奇迹”城市（奥斯丁）、发展不平衡的都会区（费城和亚特兰大），还有仍无力摆脱民权革命遗留问题的伯明翰。之所以选择橘子郡，是因为它向来被认为是超级富豪的圣地，因此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种“橘子郡”神话所掩盖的贫穷工人阶级移民社区。回到波士顿，沃尔瑟姆和威士顿虽然毗邻相望，但在家庭收入、学校质量和房产价格上都悬殊极大，这也让我们看到 128 号公路这条“美国科技大道”是如何切割出“两个美国”的。
接下来的两年，我们用了数百个小时，走访了上述研究地点的许多家庭，访问了 107 名刚刚成年的年轻人，只要情况允许，我们也采访了孩子的家长。詹妮弗完成了本书所记录下的绝大多数访谈，而贾思敏·桑德尔森（Jasmin Sandelson），这位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才华横溢的研究生，也参与了这一过程，还记得伊利亚么？他就是贾思敏在亚特兰大的购物中心遇见的。我们选择从 18 至 22 岁的年轻人着手——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刚从高中毕业，已经开始思考大学和未来的工作。在刚成年的这一人生阶段，年轻人也才脱离家庭和中学的体制化环境，开始严肃地思考如何创建自己的认同和生活，通过聚焦于这一群体，我们可以进入这些孩子们的世界，感知他们是如何理解自己的童年的，又是如何规划他们的未来的。这样安排，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同时可以认识到在他们成长路上等待伏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拦路虎。
本书讨论的是不断扩张的阶级鸿沟，因此我们把受访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中上层阶级的家庭和孩子，另一类是工人阶级的家庭和孩子。但问题是，在美国文化中，“社会阶级”向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模糊语词。在本书中，我们运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区分的指标——父母若是自四年制大学毕业，则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就被归类为中上阶级；如果父母的教育仅止步于高中，则这样的家庭就被归类为下层阶级或工人阶级。在本书中露面的共有 10 位中上阶级的父母，在他们中间， 5 人有本科学位， 4 人获得了硕士学位，还有1位则是在子女长大成人后重返高校读书。他们的子女，要么是正在读大学，要么是已经完成了大学学业。相比之下， 13 位工人阶级的父母出现在本书中，其中连高中都没毕业的有 5 位，拿到高中文凭的有 4 位，还另有 4 位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他们已经消失在子女的生活中）。这些工人阶级子弟好歹都读完了高中，至少是拿到了同等学力证书，他们中间有 3 位还读过几天大学，但无一从大学毕业。
从家庭和父母到学校和社区，我们的系统研究要在这些实体问题上展示全国范围内的阶级鸿沟，为此，我们在每一章都找到了相反相成的对比案例。例如，在讨论家庭结构的章节中，我们特别在同一地区挑选了一对案例，它们在父母人生和家庭结构上都有极丰富的素材，但构成了鲜明的正反对比；同样，在讨论教育的章节中，我们也找到了来自同一地区的一对案例：两个地理位置相距不远，但教育质量却有天差地别的中学。
但无论如何，我们在本书中讲述这些故事，只是作为例证，而不是证据。我们之所以在研究中运用了民族志的手法，目的并不是要描绘出一幅当代美国的浮世绘（考虑到我们的样本很小并且只是便利抽样，因此做到有代表性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也不是要证明故事之发生果真如我们受访者追忆的如此这般，而是要把我们的分析范畴定位在家庭结构、为人父母的方式、学校、邻里社区，然后再去讨论它们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地域是如何展开的。本书不乏展示出普遍图景的硬数据，它们均来自我们对现有社会科学研究发现的概括。无论如何，我们都相信，这些来自生活本身的故事准确地描绘了在量化数据内呈现出的趋势。
如果问我们在访谈中发现了什么，那么就是：在今日之美国，中上阶级的孩子，无论他们来自什么种族，是何性别，生活在哪个地区，言行举止都惊人地相似；反过来，工人阶级的孩子看起来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我们的定量研究
追忆往昔的流金岁月，帕特南教授会不会让情怀美化了他对 20 世纪 50 、 60 年代之克林顿港的记忆？同时，我们对唐、弗兰克、莉比、杰西和谢丽尔的深度访谈以及最终讲述的人生故事，能否代表着 1959 届的整个班级？为了验证以上两个问题，我们在 2012 年进行了一次匿名的书面调查，对象覆盖了克林顿港高中 1959 届的全部毕业生，那时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是 71 岁了。
在 1959 届的 150 名毕业生中，到 2010 年时，有 26 位已经去世，还有 14 位联络不上（其中有些人估计也已经不在人世）。我们向余下 110 名老人发去邀请，希望他们能完成书面调查，其中有 75 位提交了答卷，占比 68%。在那些没有回复的老人中，我们估计大约有 15 位老人是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而无法完成调查，因此合理的估计是，在有能力完成问卷的 1959 届同学中，约四分之三返回了答卷。
幸运的是，我们手上掌握了 1959 届所有同学的某些关键信息，包括性别、种族、班级排名，而且要感谢“高中年鉴”，我们获得了这届学生参与体育以及其他课外活动的完整记录，还有学术社团以及获奖的全部信息。因此我们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数据分析，从而检测我们的调查样本如果同该届全体学生相比，在人口特征、学业以及其他方面是否存在偏差。最后得出的答案很简单，我们的样本很有代表性。当然，学有所成的女同学，在我们最终的样本中有些许的优势，但其间的差距绝不会对基本的结论造成偏差；而在其他方面，我们调查样本内的同学，都同那些因死亡、疾病、失联或者拒绝调查而未出现的班级成员，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还用另一种方式验证了样本的代表性——我们找到了二十多位老人，他们曾一度是克林顿港高中 1959 届班级内的同学，但最终没有同全班人一道毕业。虽然这一组的反馈率要稍微低一些，只有 8 位老人提交了书面调查的答卷，这 8 位事实上都在其他地方完成了高中学业。因此，虽然我们知道 1959 届班级内有些同学因转学或退学没有完成在克林顿港高中的学业，但这部分同学的人数并不多，不会影响我们从调查样本中得出的任何推理。
我们的问卷不仅有一些开放性的问题，请受访者回答他们记忆中的 20 世纪 50 年代的克林顿港，还提出了一些很具体的选择或判断题，涉及受访者的家庭背景、校园内外的成长经验、教育和职业成绩——以及他们配偶和子女的同类信息。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就是运用来自这次调查的信息，重现了克林顿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社会、经济和家庭图景。而我们在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时，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围绕着社会流动的——在何种程度上， 1959 届毕业生的家庭背景可以预判出他们的教育和事业成就，又是什么样的因素介入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承。
虽然我们研讨了测度社会经济地位的多种指标，既有关于父母的，也有关于孩子的，但迄今为止，最严整也最可靠的模型是围绕着教育成绩的，所以我们关于社会流动的分析也主要是根据这一指标：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根据其父母的教育程度来判断 1959 届同学的教育程度？（由于我们的结论是那代人的代际流动相对较高，因此以教育作为分析指标在方法上是偏保守的；如果我们以经济财富为指标，则代际流动看上去会更高。）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见，调查的结果竟是如此清晰明确：
从一个学生的学业成绩（按照班级排名来估算）基本上可以预测他将来能否上大学。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比较不会鼓励孩子上大学，而父母的鼓励对子女能否读大学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模式，事实上要远弱于在班级排名和读大学之间的关联，也几乎是在父母背景和子女最终成绩之间的唯一关联。
其他指标如父母财产、家庭结构或者邻里间的社会资本（事实上包括我们在本书中以指标衡量过的各种因素），在现如今的美国，它们都是制造机会鸿沟的罪魁祸首，但回到 50 年代，这些因素对孩子能否读大学或其他教育成就没有任何可见的影响。
题图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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