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马亮 （中国人民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近日，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的26岁女博士李晟曼获聘湖南大学副教授，“90后”、女博士、国内毕业、副教授直聘、985高校——这些组合在一起的标签一经曝光，就引发了媒体和网友的强烈关注。但是，这种“围观”本身及其背后，却有值得深思的问题。
首先，李晟曼引发了人们对“90后”学者群体的兴趣，很多人认为他们年纪太轻难当重任。但实际上，“90后”已经不再年轻了，1990年出生的人到今年已经30岁了，如果通过直博或硕博连读等“直通车”获得博士学位，在30岁前获评副教授乃至教授并非不可能。从目前公开报道来看，获聘的“90后”副教授或教授都是当仁不让的“实力派”，均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过硬的综合素质，很多人在硕士和博士期间即取得了全国先进乃至全球领先的科研成果。凭借求学期间的优异科研成果，他们在博士毕业后即“赢在起跑线”，获得破格晋升职称的稀缺机会。湖南大学等高校严格按照人才引进程序为这些富有潜力的年轻人提供高起点的工作机会，恰恰反映了高校不唯年龄、不唯资历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导向。
与此同时，“90后”等标签带有一定的负面色彩，甚至为“污名化”提供了口实。作为“互联网原住民”， 新生代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在世界观、工作观念、家庭理念等许多方面迥异于他们的前辈。也因此，他们往往被“60后”、“70后”等世代视为格格不入、很难相处和加以驯服的一代人。
不过，作为前辈的“60后“70”等要认识到他们真的长大了，不再是不靠谱或不成熟的代名词，而是能够独当一面乃至担当大任的新一代人才。对于“90后”学者群体，我们也要转变观念，认识到他们正在成为高校教学科研人员的新生力量乃至主力军。特别是对于一些知识更新较快的学科，“90后”学者代表了学科发展前沿，是学科转型升级的希望所在，理应得到更大的施展空间。
其次，对于海外高校毕业的“洋博士”直聘大学副教授乃至教授，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但是，对于国内大学毕业的“土博士”，人们却认为他们还不够格获得这样的优待。这种“内外有别”长期存在于中国高校，并反映在职称评定、薪资待遇等许多方面。但是，国内大学毕业的博士并不输于海外高校毕业的博士，我们不应按照毕业的高校是国内还是海外来遴选人才，而应真正以其潜力和实力来评价人才。这既是科研人才公平竞争的体现，也是真正践行唯才是用的人才理念。
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海归”报效祖国，为中国科技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彼时中国高校培养的博士总体来说很难同“海归”博士相提并论，对“海归”博士进行倾斜和优待也有利于吸引海外人才回流中国。许多高校都对教学科研人员采取“双轨制”，为“海归”博士提供高薪和职称评定的“快车道”，希望能够延揽海外高校毕业的博士。
应该说，在过去高校办学条件和资源有限的历史背景下，“内外有别”和“双轨制”发挥了巨大作用，吸引了一大批海外人才回国做贡献。但是，随着中国高校博士培养质量的逐步提升，国内外高校毕业的博士之间的差距在日益缩小。特别是在国内“双一流”大学某些学科领域毕业的优秀博士，往往既有扎实的科研训练，又有一到两年的海外留学经历，已经看齐乃至超越部分海外博士。
与此同时，随着海外留学的商业化和大众化，海外博士的含金量也在每况愈下。一些无法在海外高校取得教职或晋升职称的“洋博士”，不得不转而回国谋求发展，并面临“水土不服”等职业发展挑战。这使“海归”的“名头”和其实际表现之间出现较大的差距，并同李晟曼等一些优秀“土博士”的亮眼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按照过去“海归”优先的“另眼相看”方式吸引人才，会不利于人才公平竞争。为此一些高校已经变“双轨制”为“单轨制”，开放过去由“海归”垄断的“非升即走”轨道，通过公开“打擂”的方式竞选人才，真正不论出身地使“能者上，劣者下”。这使李晟曼等国内高校毕业的博士可以同“海归”博士同台竞争和一较高低，并通过过硬的实力而赢得职称晋升和人才头衔。
最后，对“90后”副教授的媒体热议和网友追捧，恰恰说明这些青年学者群体还太少，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优秀年轻学者的重视和擢升。从高校教师的年龄分布情况来看，大量“青椒”（即青年教师）需要通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才有可能晋升副教授乃至教授。“90后”副教授和教授还很少见，过分关注这些没有总体代表性的“天才”学者，可能会导致社会对青年学者群体的偏见。
高校和科研机构有着较强的论资排辈传统，往往认为人才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培养和评职称。但是，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很多学科领域，延续这种人才观念不利于“不拘一格降人才”。很多学者一生中的最高学术成就是博士学位论文及其相关研究成果，在他们的学术黄金期加以肯定并委以重任，将极大地释放他们的科研潜力。
即便是大器晚成和“越老越吃香”的哲学和人文学科，也不乏年轻有为的教授。比如，1844年出生的德国哲学家尼采，在24岁时就受聘瑞士巴塞尔大学副教授，一年后不到25岁就晋升为教授。无独有偶，1980年出生的马库斯·加布里尔在25岁获得博士学位，29岁就在波恩大学成为德国最年轻的哲学教授。
最近华为公司披露的“天才少年”计划再次引发人们的普遍关注，因为名列其中的应届毕业博士的年薪最高档可达两百万元，最低档也可达上百万元。这些博士并非都是海外名校毕业，其中多位是从名不见经传的国内高校“逆袭”而来。比如，在迄今获得最高档年薪的四位博士中，有三位是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
这些“天才少年”刚走出校门就一步登天地获得天价年薪，显然是因为企业看到了他们身上蕴含的无穷潜力和想象空间。同华为等企业对科研人才的渴求和礼聘相比，中国高校在大胆引才用才方面迈的步子还不够大。即便是哈佛大学等海外著名高校，在大学竞争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下，也在不断刷新“最年轻教授”的记录，火速提拔35岁以下乃至30岁以下的教授。打破唯出身论和论资排辈的人才观念，真正以实力论英雄，并有意识地提拔一批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学者，方能进一步增强中国大学的世界竞争力。
李晟曼引发的关注也为高校反思和改善人才管理导向提供了契机。我们要认识到人才可以来自四面八方，人才可以年少有为和天赋异禀。高校在人才延聘方面要不戴有色眼镜地唯才是用，而不是过分强调出身和年龄等无关因素。当“90后”副教授和教授不再是人们热议和媒体追捧的对象时，我们会有一大批正当其年和年富力强的青年学者跻身教学科研中坚力量，并使更多的中国高校跻身世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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