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专修大学李建平教授：一种经济现象，离不开一个国家大环境

　　李建平，江苏省镇江人。一桥大学院经济学博士（第28号），日本專修大学经营学部经济学教授，日本留日博士总会会长，江苏省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多次组团带着IT、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科技项目，回国参加各类型的服务活动和交流活动，并曾得到过国务院侨办裘援平主任的接待。著有《日本企业间的长期连续性交易关系》（专修大学出版局）等几十篇学术论文。日前本报记者就日本的主银行经济，以及中国民营经济等方面，在东京采访了李建平教授。

　　李建平教授很忙。除了学术研究外，他还是日本留日博士总会会长，江苏省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采访时间还是记者提前一个月跟他约定的。我们的对话，就从李教授去中国参加江苏发展大会一事开始。留日博士总会是汇集了高端人才的华人团体李：江苏发展大会由江苏省委、省政府主办，每两至三年举办一次，旨在增进与海内外江苏籍和在江苏学习、工作过的各领域知名人士的联系、交流和合作。首届江苏发展大会定于2017年5月20日在南京召开。本次发展大会于今年5月20日召开，海内外江苏工商、科技、教育、医卫、文化、传媒等多界别知名人士参与了大会。在会议期间，我对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关于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建议；二是关于进一步强化苏州市内河水的治理以及在市内小河两岸修建明清式建筑的建议。两点建议都得到了与会者的共鸣和肯定。李：留日博士总会成立与2013年5月，由具有日本留学经验和拥有博士学位者所组成，汇集了各领域高端人才的华人核心社团。基于“友爱，信赖，贡献”的理念，全体会员和睦交往、互相启发、相互提升彼此的见识、共同创建留日学人创新创业及为国服务的高层次平台。旨在通过活跃的学术、经济交流，以及其他社会贡献等活动，为中日两国的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搭建坚实桥梁。　　留日博士总会目前拥有200多位会员，会员的学术专业涵盖理学、工学、医学、药学、经济学、农学、商学、教育学等领域。会员遍布于日本的本州、四国、九州和北海道各地；下辖医药协会、养老产业协会、IT协会、新能源协会、机器人协会、土木建筑协会、法务协会七个专业协会，并在中国国内成立了江苏分会、北京分会、上海分会。目前，留日博士总会主要致力于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发行会员通信Newsletter和会报等电子刊物，促进会员之间的横向联系和交流，共建留日博士的和谐家园；2，举办各类学术研讨和成果交流会，积极宣传、推广留日博士的成就；3，组织日本与中国的相关民间团体和政府级别的交流与合作，为中日友好做贡献；4，组团参加各类为国服务活动和举办其他本会认为有意义的活动。日本主银行制度，几乎操纵了日本经济命脉李：众所周知，日本式金融体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在企业和银行之间长期的、稳定的、综合的交易关系中，形成的主银行制度。主银行制度是日本早在二战前就逐步发展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发展制度：1927年“昭和银行危机”发生后，作为战后日本银行体系主体的城市银行和地方银行在“银行法”颁布后合并成型；在金融管制时期，为支持侵华战争前线军队的作战，保证军需企业优先获得资金，日本开始实行“军需企业指定金融机关制度”，将各军需企业与银行“配对”。这就是主银行体制的雏形。二战后，旧财阀的金融企业连同它的经营模式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其中也包括了主银行制度。从此以后，主银行制度成为日本企业与银行间的一种默契，伴随日本经济走过了战后重建阶段、经济民主化时期，六十年代起飞阶段、高速增长阶段、以及八十年代后泡沫经济崩溃和长期的经济发展停滞低迷时期。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三菱集团▪三井集团 ▪ 住友集团 ▪ 三和集团 ▪ 劝银集团 ▪ 富士集团这六大企业集团都有各自的主银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占领日本初期决定解散旧的财阀，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放松了对日本的管制，六大企业集团又悄悄地形成相互间为平行关系的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每个星期都有个社长会议，以便集团成员间互通信息。日本人喜欢抱团，六大企业产生的商机不会外流。比如三菱重工要建厂房，就找三菱相关企业来盖；要买化学材料，就找三菱化学；住友集团也是，有住友不动产、住友化学。负责综合管理的就是主银行。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六大企业集团的主银行间的合并以后，产生了三菱UFJ、三井住友、瑞穂等超级大银行。因此，现在，各大企业集团的商社担负着过去主银行的角色。李：主银行的优势是很明显的。它能迅速解决企业的资金问题，成为帮助日本企业迅速成长的力量。遇到大企业融资的话都是上百亿，上千亿日元规模的。主银行可以作为综合管理的角色，召集信托公司和其他相关联的银行进行综合融资。综合融资的好处是资金可以保证，风险可以分散。主银行几乎都是所属企业的结算银行，由主银行负责企业的帐户管理、现金支付和结算。　　第二是主银行会向客户企业派遣董事或经理，在经济增长期起到了公司治理的作用。　　主银行向客户企业派遣人员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正常情况下的人员派遣，以大股东的身份派遣董事或者经理到客户企业；二是在企业出现问题时，主银行派遣人员接管企业；　　但是主银行制度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不利于竞争。监督比较暧昧，时间长了，有人情了，很多事情不好讲。人情不利于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生命力。　　第二，银行通过对企业贷款，向企业派遣干部，对企业的控制和影响力过大，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妨碍了公司之间的自由竞争。

日本企业间，存在长期连续性交易李：日本企业间的交易关系与欧美国家企业间的交易关系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即与欧美国家大多数企业以市场为枢纽的暂时交易相区别，日本企业间的关系是以长期连续性交易为特征。　　我们对日本企业间交易关系的研究，一般是以美国的企业间交易关系为参照，认为美国企业间交易关系的特征是：企业间所签订合同的有效期较短；供应商之间相互竞争，成品厂商从价格最低者的手中购入中间产品，而且企业间的交易状况很不稳定，经常受到经济景气变动的左右。　　　相反，日本企业间交易的时间却很长，普遍存在相对稳定的长期的交易关系。我认为，这样的交易关系，能节约交易成本，促进技术革新等优点。在过去成为日本经济的腾飞的动力。但反面，这种交易透明度低，限制新规参入等弊端，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产业全球化、IT化以及随着制品的规格化进展，企业间这种长期连续新的交易关系，越来越缺乏经济合理性。李：据藤本等学者1994年对120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其中有1、2、3次供应商各为40家、60家和20家）的调查，一次供应商中的45%与汽车成品厂商已有近50年的交易关系：二次供应商中的32%有30余年，44%有10余年；三次供应商中的89%有10余年。这是为啥呢。　　一台汽车使用的零部件大约有3万个，这么多零部件不可能一个厂家完成，所以汽车制造商在零部件方面会很严重依赖其他供货商。要成为汽车厂家的供货商，那么它生产的零部件，一定是基于汽车厂家设定的规格，而这规格或标准，另外的汽车厂家并不能配套使用。这种关系，导致汽车厂商会对零部件供应商进行信用保证、技术指导和进行培训等方面的合作。在此关系中，可以看出汽车成品厂商对零部件供应商的信赖。这种信赖关系，会使双方的合作稳定，并保持长期连续性交易。　　简单来说，日本长期连续交易关系有它经济方面的合理性。它是由关系特殊的资产、价格、技术革新、信赖和交易成本等多方面决定的。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这个国家的大环境。

温州经济的主要特征：小商品，大市场中国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开始形成了数个独特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至90年代中期，主要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有三种：珠三角洲模式、苏南模式，以及温州模式。　　苏南是由政府直接投资做主导，而珠三角洲却是吸引了大量外资投资。温州模式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私人资本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主要特点是：小商品，大市场。所以它作为一个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不断“争议”和“抗议”中前进和发展。　　在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对民营经济采取了遏制态度。而温州地方政府对民营经济态度温和，温州是中国第一个发放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的城市。温州地方政府采取了对民营企业保护和促进的政策。在民营企业发展的初期，地方政府采取了默许民营企业发展，清理市场秩序尤其是市场竞争秩序和金融秩序等措施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这形成了温州民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先行地位。　　第二是温州地区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人文地理环境，包括地少人多的地理环境，民间从商的悠久历史，永嘉学派的重商思想等等。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温州形成了“大爆炸式”的体制外经济的形成。李：当时民营经济在中国算新生事物。它自身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经营不规范。还有国家政策因素的影响。当时，民营企业出现与国有企业争夺资源，温州政府为了执行中央政府政策，也出现了阻碍民营企业发展政策的案例。比如1982年对温州柳市镇的“八大王”整顿。当然，随着中央政府政策的松动，温州政府及时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政策，应对民营企业的合法地位问题。主要表现在：1，允许挂户经营，解决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性问题；2，推行股份合作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特别是1987年出台的《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是中国第一份关于私营企业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温州私人企业的合法收益权利得到了保障。导致民间借贷兴起。　　1986年，温州出现了最大的民间借贷危机，即“抬会危机”，实质就是民间金融中的资金链断裂，导致数万家庭负债累累。主要原因就是抬会本身就是以谋取暴利为目的的民间信用形式。据称最高时月息高达40%。这么高的月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没有哪家民营企业能承受得了。李：的确如此。温州地方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扶持政策经历了多个历史阶段。归根到底，主要是：灵活的市场机制，协调外部环境、服务、降低交易成本等为主要特征。其成功的经验在于：率先以政策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促进各种所有权性质的经济平等竞争；重视引导民营企业扩大规模、形成品牌；在政企关系上，积极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优惠的政策（土地，金融担保），而且不参与企业经营；重视对行业协会的建设和引导，加大行业的自我管理力度。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瑞安的华峰集团公司，是国内最大的聚氨酯制造企业。而峰达电子电器有限公司是一家小型民营企业，创建于1998年。这两家公司在发展阶段，所处行业不同，其面临的困难也不同。所以温州政府对大企业和小企业的扶持政策也不同。华峰认为，公司受惠最大的政策是土地优惠，公司上市奖励，人才引进的配套支持；而峰达认为受惠政策是技术研发支持参加国外产品展会的补贴等等。　　我认为，在未来地方政府发展民营企业，可以采取温州这样有区别，更有针对性，导向性的政策。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模式为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私企发展，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