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网综合讯】近日曝光的翟天临的学术不端丑闻，一方面暴露出中国高校艺术教育中创作实践和学术研究互相混淆、互相迁就的现状；另一方面，名人、权贵到名校镀金背后，还隐藏着大学
实践为主的艺术专业需要博士学位吗？
有人认为演技与论文、职业与学历，乃至艺术与学术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一问题还关乎艺术在学科建制中的位置。
上海界面新闻报道，导演张晓春指出，艺术与学术，是两种非常不同的人类精神文化活动。但“艺术”和“关于艺术的学术”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只是当它们被纳入教育体制时，就出现了许多混乱和冲突。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阶段培养是学者，举例来说，翟天临的专业电影学，不是关于拍电影、演电影的，而是关于电影研究的，是电影史、电影批评、艺术理论、媒介技术、文化产业等。如果翟天临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表演的，那也必须是对表演的理论化分析。总而言之，“表演”本身算不上学术，也学不出个硕士、博士。
张晓春指出，学术纯洁和制度公正固然需要维护，但若看不到艺术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现状，恐怕也会让批判失去重点。以单一的学术机制对待包含艺术实践和学术研究两方面的艺术学科，而不对二者做清晰的区分，反而两相迁就，必然导致大面积放水，甚至是造假的现象。在张晓春看来，对于翟天临这个艺术博士的跌落，其他博士不应该仅将其排除出“博士共同体”，转头再度确认规则的神圣和秩序的安稳，相反，这一事件应该促使人们对学术的界限、职能、规则的适用性问题做出更深刻的反思。
梁文道在他的音频节目《八分》中也谈到了学习表演和研究表演的区别。他指出，在美国，一些艺术专业——如南加州大学的影视制作专业、耶鲁大学的戏剧专业等等——都只设置了硕士课程，而没有博士课程。同时，这类具有较强实践性的硕士专业，所取得的学位通常被称作“MFA”，Master of Fine Arts，许多MFA学位不需要学生提交学术论文，而需要一份学生的作业，它可能是一出戏剧表演，也可能是一个剧本。
那为什么中国的艺术院校要开设表演方向的博士呢？梁文道认为，一个原因是一旦一所学校开设了一个博士点，学校的经费就会增加，地位也会随之上升。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太过强调“学位化”，任何一个专业，无论是护理还是主持人，都需要先有一个学位，有了本科之后，就有硕士，有了硕士就有博士，而一旦有了博士，就必须采用“一刀切”的学术评价标准，通过写论文、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等方式进行评定。既然太过强调“学位化”，那其中浑水摸鱼、弄虚作假的现象自然也就避免不了。
名人权贵的博士学位是高校创收渠道？
专栏作家路德维希在谈到中国高校本身的腐败问题时指出，在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里，高校的作用主要是学历认证，尤其是在中国社会里，对于文凭的崇拜是普遍存在的。高校与其他机构一样，也需要进行资源置换，比如向企业要资助、向政府要政策、向文化单位要帮扶等，并与它们结成利益共同体。
上海界面新闻报道，路德维希指出，在中国读博士，基本有两种模式：脱产或在职。脱产的博士就是待在学校里全心全意读博的人，他们往往是真学霸，但同时也是贫困的代名词。而在职博士则复杂得多，其中大部分人，本身就在科研文化机构工作，他们读博主要是为了提高业务水平，同时，其供职单位会给高校交学费，这有利于高校创收，总的来说，是一个良性循环。
然而在在职博士中，存在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课也不上、书也不看，论文找人代笔，很大程度上污染了学术环境。路德维希总结道，中国博士的构成复杂：既有科研圣徒，也有学术混混；既有寒门子弟，也有权贵名流。高校则是通过时紧时松地发放文凭，不断从社会各界换取资源。翟天临事件对真博士来说，是一个“暴击”。因此，真博士们一边打假翟天临，一边将矛头指向学术腐败。
电影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教师灰狼认为，这不光是翟天临的责任，学校本身也有责任。对于学校来说，录取一个明星做博士后属于学术资源和其他资源的“合理置换”。翟天临在微博上晒出的这张录用通知书，意味着每年30万的科研补助，相当于北京一个像样的白领一年的收入。为了这个北大博士后的名额，许多寒门博士挤破了头，攒了一摞论文，宁愿放弃去外地高校工作的机会，却最终一无所获。但得到这个名额的，却是完全不缺钱也没什么科研能力的翟天临，这就是所谓的“赢家通吃”。像翟天临这样的“明星博士”只是稀有的个案，毕竟有多少明星想要读博士呢？但它却提示我们，教育一直是权力和利益的一部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