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1850 年代对英国和现代世界的形成都至关重要？

本·威尔逊，已经创作了四本广受好评的历史著作，其中《自由何价?》（What Price Liberty?）为他赢得了萨默塞特·毛姆奖，而《深蓝帝国：海军的兴衰》（Empire of the Deep: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Navy）则是《星期日泰晤士报》评选的畅销书。他就读于剑桥彭布罗克学院，获得了一等历史学硕士学位，现居于英国萨福克郡。

译者简介：

聂永光，毕业于武汉大学世界史试验班，现居广州，业余从事历史写作和翻译。

书籍摘录：

序言

当《黄金时代》的构思第一次在我脑海中形成的时候，我被 19 世纪 50 年代吸引住了。这个年代中充斥着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包括澳大利亚淘金热、克里米亚战争和印度民族起义（从英国人的角度出发，又称印度叛乱）。 19 世纪的许多重大技术突破，尤其是国际长途通信时代的到来，也发生在这十年。在这个时期还发生了不少剧烈的变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可能是欧洲与中国的移民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拥入在维多利亚时代仍被视为“荒野”的地区定居。这是现代化加速和经济空前繁荣的十年，也是乐观到难以置信和自信到接近狂傲的十年。如此之多的重大事件密集发生在短短的十年之内，这让我相信这个年代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

以前有过很多关于这些事件的研究，但奇怪的是，它们相互之间似乎没有交集。我想知道在新的技术导致发展明显加速的过程中，有着怎样的人物故事；我还想将这些故事置于重塑了世界地缘政治事件的背景之中。我给自己定的任务就是要抽丝剥茧，阐明地球的这一端与另一端的联系——拆解那些看起来只属于当地的事件，然后把它们安放在一张全球拼图之中。

我越沉浸于这个时期，就越倾向于把它看成一个与我们印象中的“维多利亚时代”迥异的特殊时期。以十年为单位来划分时间是现代才有的习惯，但在我看来， 19 世纪的人显然已经把 50 年代看成一个与之前或之后都不一样的特殊时代了。如果你是美国人，那么 19 世纪 50 年代是意义重大的，因为美国就在其间迅速滑向内战。对中国人来说，这是血腥内战的十年，也是外国势力入侵的十年，后一点带来的国家耻辱直到今天才逐渐洗刷。在印度，这一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仅因为反抗英国统治的民族大起义爆发了，也因为铁路和电报出现了。、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民族国家的诞生也可以追溯到那个年代。

但对英国人来说， 19 世纪 50 年代好像没有那么重大的意义，没有大的政治纷争或者国内动乱来彰显它的特殊的重要性。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看来，一切都是那么平静，跟往常没有什么区别。我希望接下来的篇章能够改变这样的看法。 1851 年到1862年间的十一年——也就是本书所述的时间段——代表着英国历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时刻，一个常常受到遮盖的时刻。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英国毫无疑问处于国力的巅峰，影响、决定了无数事件，并在许多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历史上的其他时期，英国从未对人类命运有过如此强大的影响力，也从未有过如此高涨的自信心。

这股力量极为短暂，而且难以觉察。英国人很难意识到这股力量的广度和存在，一个原因是它并不是集中或可触的——只有到处涂红的地图、规模庞大的海上舰队和军事上的胜利，才能证明力量的真实存在并引起历史的注意。但英国的影响力完全是另一种情形，对此，当时的官员和历史学家赫尔曼·梅里韦尔（Herman Merivale）在其发表于牛津的系列演讲中有完美的解释。他说：“我们所有（英国）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感觉到，我们的名字和国家的命运并不在这里，不在我们居住的这个狭小岛屿之上。我们也会自然而然地感觉到，英格兰的精神是多变而非固定的。它存在于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贸易和我们的工业之中，存在于所有相互连通的航道之中，借此我们得以拥抱和连接世界上无数的国家，无论它们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

梅里韦尔的话帮助我理清了思路，使我明白了为什么英国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将 19 世纪 50 年代当成一个关键的时期。如果大后方相对安宁和太平，即很少发生能够引起后人注意的头条新闻，那么英国人就会积极投身于更广阔的世界。这个国家的利益与地球上其他地区的利益相互结合，其程度之深已经到了空前恐怕也是绝后的地步。这一点在我写作此书的时候显得尤其清晰。打开任何一份当时的报纸，包括地方报纸，人们都会看到大量关于某个遥远地区的令人惊讶的细节报道。我敢打赌，今天我们对这些地区的了解还不如当时的人。

结果就是，《黄金时代》把我带到了许多异域的、可能非常偏远的地方——一开始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们会成为本书的一部分。那些通常都不会进入 19 世纪或者大英帝国历史的地区和事件——说起这个，马上涌现在脑中的是尼加拉瓜（Nicaragua）、明尼苏达（Minnesota）、纽芬兰（Newfoundland）和高加索（Caucasus）——忽然变得无比重要。我在发黄的报纸专栏和早被遗忘的旅行书中梳理线索，随着它们前往这些地区冒险。一起前往这些地区的英国人，常常首先把自己看成世界公民，而不是帝国的步兵。研究和写作本书的一大乐趣，就是在我寻找全球各地的关联或者对比各个地区的时候，看似绝无可能出现的人物和事件却在研究的过程中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例如，研究蓄须的历史就有助于我理解形成于那个时代的关于英国国民性和男子气概的理念。

本书提到的一些地区和事件并非完全不为人所知。很多时候，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自己被牵引着向西跨越大西洋并直抵美国。有些事件（我记得它们在我大学读过的美国史论文或者关于其他地方的著作中出现过）如今突然具有了全球性的重要意义。美国在本书中的重要性之所以逐渐凸显，是因为它对于 19 世纪 50 年代的英国人来说也是如此——比大英帝国（不包括 1857 年的印度）之于美国的重要性要大得多。在从美国独立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 19 世纪 50 年代是英美两国关系最紧密，或是相互依赖程度最高的时段了。政治纷争、战争、经济波动、选举，甚至一个国家的天气，都会对另一个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无怪乎美国就像老鹰一样观察着英国的时事和大英帝国，而英国人则享受着来自不久之前他们仍一无所知的地方的资讯，如伊利诺伊和堪萨斯。同样令人毫不奇怪的是，两国的亲密关系很容易就走向了破裂——即使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英国和美国都曾经三次接近战争。

我在本书开头描述的 1851 年的英国与在结尾处写的 1862 年的英国，可能只在表面上有些许的分别，但是世界的其他地区并非如此。在这个现代历史中的变革时代，无论结果如何，英国始终活跃在几乎每个地区的事务之中。早在 20 世纪初，在帝国的土地面积扩张到最大之前，英国的力量就已经达到了巅峰，其真正的顶点刚好与此前十年的全球骚动和迅速改变重合。最重要的是，彼时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优势地位根本无人能撼。

1851 年《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的一篇评论称，衡量英国全球影响力的标准“是我们广泛分布的商业、无休无止的活动和散布世界的财富，是我们航行于四大洋的蒸汽船和抵达地球最偏僻角落的通信线路，是我们的资本、我们的技术，更是我们机器和科学的伟大胜利”。毫无疑问，这是一篇沾沾自喜的报道，但在技术、通信、贸易与权力之间的关联方面，它确实说到点子上了。我在刚开始写作《黄金时代》的时候打算研究的是紧随工业革命而来的技术变革；但我很快就发现，在相互联系日趋紧密的 19 世纪中期，没有什么研究对象是孤立的。

题图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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