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视频截图目前，凶手已被依法逮捕。可惜的是，杨医生最终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于 25 日凌晨离世。2014年，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一名肺癌并多发转移患者经抢救无效死亡，参与抢救的值班女医生和怀孕五个半月的值班护士被患者家属团团围住逼迫下跪并实施暴力殴打。这处罚力度明显太轻，每一起“医闹”事件只有犯罪嫌疑人和受害者，没有医患关系。只有从重从严处罚，才能起到威慑作用，才能缓解日益严峻的医患关系。
女医生之死
2019年12月24日，一位医生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她是北京民航总院的副主任医师杨文。
凌晨六点，杨医生伏案工作时突遭一位患者家属背后袭击，短短两分钟，杨医生的颈部严重损伤，她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
监控视频截图
目前，凶手已被依法逮捕。可惜的是，杨医生最终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于 25 日凌晨离世。
一位参与救援的前同事发了条朋友圈：凶手不仅砍断了杨医生的气管、食管、颈动脉，甚至连颈椎骨都要被砍断了，简直丧心病狂！
12月26日，国家卫健委宣传司新闻网络处副处长成义明确表示，“这不是医患纠纷问题，而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
培养杨文这样优秀的医生需要多长时间呢？网友给出计算公式：
5年本科 +6年硕博+3年规范化培训 +主考=（14年）小主治 +5年工作经验 +几篇SCI论文 +省厅级别课题至少2项 +考试通过 =（19年）副主任医师
结果，如此稀缺的医学人才被一位患者家属残忍杀害，他等于抹杀了上万人的公共资源，是对全社会的侵害。
医闹必须从重从严
2018年12月，发生过一起中国患者刺伤日本医生的事件。日本TBS电视台新闻节目用长达20分钟的时间做了一期关于中国“医闹”的话题讨论。
TBS将此类问题放在“职业人员在工作场合遭遇骚扰或暴力行为”的范畴进行讨论，并没有突出医生在此类社会问题中的职业身份的特殊性。
因为日本医院不仅有完善的医疗暴力解决系统，还有专门的医疗暴力解决机构，收治的病人必须付费、必须听医生的话并且医院有拒诊权。
而且，病人在日本进行高风险手术前，医生会用很长时间仔细地与患者和家属说明、对话，极其详细的在术前讲解手术风险。即便遇到医疗事故，会通过保险公司或司法，按法律法规文明解决已是社会共识，所以不会出现暴力责问。
反观民航总医院这起恶性“杀人”，首先患者家属拖欠了医药费，医院没有赶走他们而是垫钱救治；其次，他们来了之后拒绝检查，指挥医生挂盐水，未见好转便责难医生；最后，95岁高龄患者接诊时由于脑梗塞后遗症已经出现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医院客观评估风险家属不接受，但医院又无法拒绝收治。
结果就是，医院需要为所有不确定负责，而具体到主治医生身上，最终酿成了惨剧。
2018年，中国医师协会发布《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在中国，有66%的医师曾亲身经历过医患冲突事件，经历过语言暴力的占51%，超三成医生有被患者暴力对待的经历。
有业内人士搜集近十年内中国媒体报道的295起伤医事件中，共有362名医护人员受伤，99名医护人员被患者持刀具袭击，至少有 50 位医务工作者因为暴力伤医事件而失去生命。
而医院的级别越高，被报道的伤医事件频率越高。十年内见诸报端的暴力伤医事件中，有七成发生在三级医院，其中三甲医院占了一半以上。
而《中国医院管理》上曾有论文分析，2011-2016年我国法院审理判决的医疗暴力案件，发现恶性伤医者大多受教育程度低，经济状况差，无 业、农民、下岗及务工人员占 7 成以上。也就是说，伤医者多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2014年，湖南中医药第一附属医院一名肺癌并多发转移患者经抢救无效死亡，参与抢救的值班女医生和怀孕五个半月的值班护士被患者家属团团围住逼迫下跪并实施暴力殴打。医生王雅颅脑损伤，护士谭小飞晚期先兆流产；
2015年，陕西省榆林市第二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刘医生因制止患者插队，左眼球被插队者打裂；
2016年，山西长治一女医生因拒绝家属“按百度治疗方案进行治疗”，被刺9刀，导致心脏破裂；
2017年，江苏人民医院肝胆科主任、长江学者孙倍成因批评黄牛代人挂号牟利，怀恨在心的黄牛多次踩点后将孙医生反锁在办公室，捂嘴殴打，然后拿刀捅；
2017年，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超声科主任经翔被曾诊治的一肝癌患者砍伤，导致颈静脉破裂，耳朵呈粉碎状；
2018年，南昌大学二附院一患者检查出艾滋病阳性，遂持刀捅伤抽血护士。
这些伤医事件的行凶者并没有引发舆论的大规模关注，因为中国社会对潜在医闹报复犯罪缺乏威慑。
即便是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表决通过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也只是规定：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对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这处罚力度明显太轻，每一起“医闹”事件只有犯罪嫌疑人和受害者，没有医患关系。只有从重从严处罚，才能起到威慑作用，才能缓解日益严峻的医患关系。
“宁做兽医，不进病房”
2015 年1月12日，美国哈佛大学 Brigham and Women Hospital心外科医生 Michael Davidson 被一名患者家属开枪杀害。
医院第一时间主动发声反思、降半旗，并且为受害医生家人及子女创建教育医疗基金，医院带头进行募捐以及管理，保证未亡人及家属不会出现经济问题。
院方组织的降半旗默哀仪式
反观国内，公众认知里医生“强势”，患者“弱势”，所以看到医闹事件总有人先入为主觉得医生一定有错或者“各打五十大板”。
这导致多少起医闹事件不了了之或者息事宁人？
民航总医院也是碍于此，案发后领导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救治这位95岁的老太太，集结专家医疗资源将凶手母亲升级至vvip医疗服务，以稳定舆论。
对此，杨文医生同事写道：“太阳照常升起，我晒到身上可还是冷。她再也晒不到了。”
冷的不是身体，而是心。
这样无奈的处置，只会让大批有志从医的年轻人对医生的职业敬而远之。而中国300多万医生却要服务14 亿人口，足见供需结构性失衡有多严重。
例如医闹严重的2016年，《柳叶刀》一篇文章显示，2005-2015十年间中国培养了431万五年制医学毕业生，41万七年制医学生，结果十年间470万毕业生，医生总数只增加了75万，可见中国的医生流失速度有多快。
2017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表示：“我们做的一个调研发现，现在医学学生招生也困难，去年河北兽医招生分数比医学生分数高出125分。”
宁做兽医，不进病房，各大高校医学院的录取分数越来越低。
即便如此，政协委员杨树坤说：我国医学生对口就业率只有20%，也就是说八成的医学生毕业后没有当医生，纷纷转行了。
一边，越来越多年轻人逃离医护行业；另一边，越来越多的病人需要得到妥善救助。
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全国癌症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恶性肿瘤发病约392.9万人，死亡约233.8万人，即平均每天超过1万人、每分钟7.5个人被确诊为癌症。
于是就出现85岁盛锦云医生退休后坚持坐诊一线，每天仍需接诊40人的现象。
《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亦显示：中国52.72%的医师每周工作时间在40-60小时，32.69%的医师在60小时以上，大医院的医师每天要给七八十人出诊。
医护人员也有家庭、生活，但他们必须为了工作轮值夜班、周末班，像一台全力运转的治疗机器连轴转，即便休息时手机也24小时不能关机，随时待命。
这让医护行业成为猝死频发的职业之一：12月12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主任医师陈培因“爆发性心肌炎”医治无效去世，终年49岁；12月16日，年仅39岁的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杨立峰医生，突发疾病猝死。
所以，除了收入与工时、强度的不匹配，医生还需要背着猝死的风险随时应对医患纠纷。
另一个导致医患纠纷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媒体对医护行业的神化导致家属预期管理不切实际。
医护群体救死扶伤、悬壶济世、妙手回春的形象深入人心，这让很多家属觉得只要病人进了医院，医生就该治好。家属逃避责任，缺乏共情，继而给医院造成更大的救助压力，一旦结果不好就会爆发冲突。
须知，医护工作首先是一份职业。医学界有太多疑难杂症至今查不出病因，有太多医疗手段伴随着极高的风险，治疗能否成功救助患者也和体质差异有关。
纪录片《人间世》反复强调一句话：“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或许是对医护从业者最好的注脚。
如果不停止全民对医护人员的过度神化，他们就会被无限度道德绑架。如果我们对杨文被杀事件再次沉默，终究有一天，我们将老无所“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