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1936—2015）：全名本尼迪克特·理查德·奥戈尔曼·安德森，全球知名学者，民族主义研究、比较政治学、东南亚研究专家，康奈尔大学荣休...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1936—2015）：全名本尼迪克特·理乍得·奥戈尔曼·安德森，全球知名学者，民族主义研究、比较政治学、东南亚研究专家，康奈尔大学
其他著作包括：《革命时期的爪哇》《镜中：美国殖民时代暹罗的文学与政治》《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全球化时代：无政府主义与反殖民想象》。
译者简介： 徐德林（196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先后求学于四川外语学院、英国
著有《重返伯明翰：英国文化研究的谱系学考察》；译著《原型与集体无意识》《罪与美：时尚女王与法国大革命》《奥林匹亚》《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等多部。
书籍摘录： 跋（节选）
年轻的学者们必须认真地思考相互影响的民族主义与全球化过程的后果，民族主义和全球化都有限制视野和简化问题的习惯。接下来，让我以一些关于涉及欧洲特性的民族主义的看法作结吧。
在其鼎盛时期，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有两大独特的、难以估计的智识优势。第一个是它对古希腊罗马的具有自我意识的继承。罗马帝国是唯一一个曾长期统治过今日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政权——尽管这个时代是在非常久远的过去。但它并不是一个“欧洲”国家，因为它控制了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今天的埃及和苏丹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它并没有统治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或东北欧的大部分地区。另外，久而久之，它的皇帝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很多地区。任何欧洲国家或者民族都不可能宣称独自继承这个非同寻常的政体，基督教的多个教派无不如此。罗马帝国是无法被民族主义占有的，即使意大利也不可以。这里存在一个与中国和日本
更幸运的是，古希腊罗马非凡的哲学和文学硕果大部分都幸存到了近代早期，这不但是托西方修士抄写员的福，而且多亏了拜占庭统治时期说希腊语的阿拉伯基督徒抄写员。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的阿拉伯语译本让马格里布和伊比利亚的穆斯林思想家得以吸收亚里士多德思想，把它传递到“欧洲”。这种继承为“欧洲”提供了通向世界（希腊和罗马）的智识入口，而这个世界实质上是与基督教欧洲格格不入的：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奴隶制度、怀疑主义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相悖的性道德、以法制基础塑造人格的理念等等。直接进入这些世界取决于对两门语言的把握，这两门语言出于不同的原因既困难又不兼容。古希腊语不但有它自己的拼写系统，而且大量借用了当时被用于现在的中东和埃及的语言。（虽然有一种希腊语幸存到了现代，但它被拜占庭基督教、被数世纪的土耳其—奥斯曼统治深刻地改变了。）最高级的古拉丁语在语法和句法方面远比今天的任何一种主要欧洲语言困难和复杂。更妙的是，它渐渐变得“不通用”了。换言之，无论是古希腊语还是古拉丁语，都不属于任何欧洲国家。
因为这些（以及我没有提及的其他原因），古希腊罗马的遗产给欧洲的智识和文学生活带来的差异性与陌生感，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中叶。就像在田野工作中那样，这种差异与陌生意识培养了智识好奇心，使自我相对化成为了可能。古希腊有城邦和民主政治。罗马帝国比欧洲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国家大得多；因为它的废墟散布在几乎欧洲各地，无论一个人身在何处，他都能够意识到它的巨大。很显然，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医学、建筑、数学和地理等学科要比中世纪欧洲的那些相应学科更发达。它们全都是前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先于“弥赛亚时间”（messianic time）出现的产物。当中国和日本设法用“闭关政策”来阻止差异与陌生的时候，欧洲格外尊重古典时代，具有自我意识地把它选作了自身的智识遗产。
学生们今天可以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索福克勒斯和荷马、西塞罗和塔西佗，这是很有好处的，但他们通常是阅读它们的译本——用他们想当然的日常民族语言。因此，差异与陌生已然被大大减少。埃及学生不能阅读象形文字，阿拉伯学生未必能借助他们的基督徒祖先完成的早期译本来阅读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多少日本人或者中国人能够阅读巴利文佛教文本。
欧洲的另一大智识优势是它面积不大，地理上和概念上的界线缺乏或者松弛，有一系列紧密相邻的中小型政治体之间军事、经济和文化竞争的历史。尤其是自近代早期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宗教改革以来，欧洲进一步被方言和宗教分割。外加武器生产的技术进步，对抗与冲突加深，这反过来为各领域竞争的加剧提供了动力。战争、旅行、贸易和阅读让面积大小不等的政治体处于频繁的，经常是怀有敌意的接触之中（最重要的是，和平时期的贸易因河流和港口而得以充分发展）。代表这种情势的是英国人与荷兰人的关系。大多数英国人今天都不知道成百上千的英语单词来自巨大的《牛津英语词典》所归类的“古荷兰语”（Old Dutch），但他们铭记着带有敌意的表达，比如“Dutch courage”（酒后之勇）、“Dutch treat”（邀请女士共进晚餐并坚持平摊费用）和“Dutch wives”（保证睡眠舒适的实心硬垫枕）等等。另一方面，不再通用的拉丁语让欧洲知识分子彼此保持联系长达若干世纪，尤其是印刷资本主义开始发展后。在 15 世纪中期近代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后的大约两个世纪里，更多的书籍是用拉丁语印刷的，而不是用任何本地语言，当时欧洲知识分子基本都熟悉拉丁语。霍布斯和牛顿是用拉丁语写作和公开发表的，因此他们的影响能够遍及欧洲大部分地区。
差异与陌生被置入了由对抗和冲突造成的这种政治动乱之中。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的重新发现最终结束了教会对拉丁语的垄断。这一新情势向不受教会教条约束的非神职知识分子打开了古典的大门。这些发展后来将导致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以期提升它们对古典及更早期的了解。 17 世纪末，一些法国知识分子开始宣称他们的文明优势。在那之前，欧洲国家都不否认古代文明优于它们自己的文明，它们竞相去了解更多以使自己文明得体。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和平时期，没有国家可以夸口说它是文明的中心——这可以说是一种欧洲版本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回过头来宣布它是最好的。在文化（包括对古代的了解）、政治、全球地理、经济、技术、战略战术等领域，创新、发明、模仿和借用在不同国家之间不断发生。
像这样的事情在东亚是不存在的，甚至在南亚也是不存在的。在东亚，中国和日本设定了它们的地理和文化边界，经常试图用严厉的闭关政策把“蛮夷”排斥在世界之外，几乎感觉不到与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竞争的必要性。或许东南亚与欧洲最相似。就文化、语言、族裔和宗教而言，它是多种多样的。其多样性因历史上区域性帝国的缺失（它与频繁的政治混乱有关），和后来若干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而进一步加剧。在通过贸易向外部世界开放方面，它也与欧洲相似。
因为欧洲在罗马帝国之后从未经历过单一稳定的统治，它始终是很多中小国家之间冲突、合作、商贸和智识交流的竞技场，成为了语言/族群民族主义诞生的逻辑原点，典型表现为自下而上地反对专制的王朝政权。尽管欧洲民族主义接受了美洲克里奥尔民族主义的关键思想，但它深受其克里奥尔前辈感到陌生的 19 世纪初浪漫主义的影响。它对杰出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作曲家和画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对于把人民从专制王朝解放出来的其他流行的民族主义同类运动，它也了若指掌，并且与它们团结一致（当然也并不总是如此）——后来发展为国际联盟、联合国和很多其他形式的制度实体。
然而，在 20 世纪的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年轻的民族主义不出所料地与老牌国家联姻了。今天，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国家和隶属于它的机构——军队、媒体、各级学校、宗教机构等等——的一个强大工具。我之所以强调工具，是因为国家存在的基本逻辑仍然是“国家利益”（raison d’état）——确保自身的存在与权力，尤其是对它自己的国民。因此，当代民族主义很容易被压制性和保守力量利用，它们与之前反王朝的民族主义不一样，对跨民族的团结几乎没有兴趣。其结果在很多国家是显而易见的。就亚洲而言，人们只需想一想这些国家关于民族历史的“国有”神话：缅甸、朝鲜和韩国、暹罗、日本、巴基斯坦、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孟加拉国、越南或者斯里兰卡。预期效果是一种未经审视的、高度敏感的偏狭和目光短浅。其标志通常是禁忌的存在（不能写这！不能谈那！），以及强制实行的审查制度。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新左派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框架，进步的、解放主义的民族主义可以在其间茁壮成长。自从“共产主义”式微以来，已经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真空状态，女性主义、环保主义、新无政府主义和各种其他“主义”填充了部分空间，它们以不同但并不总是合作的方式反对新自由主义荒芜和虚伪的“人权”干涉。但填满这个真空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大量工作。探究能做什么并执行其发现是年轻学者可以为之做出的重要贡献。
霸权国家往往把“人权”设定为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调用的一种普世的、抽象的和全球性的价值。相反，为国家公民争取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不会被国家轻易否定，它们实际上已经成功拓展政治和社会经济权利，一如见诸美国的黑人和妇女问题那样，尽管经过很多年才有了真正解放性的变化。就此而言，“民族”和“民族主义”依然拥有很多可能性。
从这个角度人们也可以看到“区域研究”的价值，只要他们不被国家（叛逆的印度尼西亚人喜欢称国家为“siluman”，即可怕的幽灵）太过急迫地引导。国家在面对政治或者经济困难的时候，倾向于在其国民中煽动民族主义和危机感。年轻的日本人在学习缅甸语，年轻的泰国人在学习越南语，年轻的菲律宾人在学习韩语，这一事实是一个吉兆。他们在学习跳过椰壳碗，开始留意自己头上的巨大天空。这其中就存在着抛弃自我中心或者自恋的可能性。重要的是要记住学习一门语言并不仅仅是学习语言交流方式。它也是学习一个说和写与我们不同的语言的民族的思维和感觉方式。它也是学习构成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以此学习与他们感同身受。
今天，图书馆在偏执地设法把一切数字化，或许是期望书籍最终被淘汰。一切都可以“在线上”（online）找到。随意性与运气一道，或许正在消失。谷歌说，谷歌是一个非凡的“搜索发动机”。它是在不带讽刺意味的情况下使用“发动机”（engine）这个词的，而“发动机”在古英语里的意思是“欺骗”（正如其反映在动词“to engineer”——狡诈地处理——中那样），甚或是“刑具”（an engine of tortue）。无论是谷歌还是信任它的学生都没有意识到，19世纪末期的书籍拿在手里有这样的感觉，而20世纪初的书籍有那样的感觉。日本书籍是用一种方式装订的，而缅甸书籍是用另一种方法。在线上，一切都将成为一个民主的平等主义“词条”。没有惊奇，没有偏好，没有怀疑。学生们对谷歌的信任几乎是虔诚的。你有对谷歌的批评性评价吗？我们尚未教过这一点。很多学生完全不知道即使谷歌“让一切现成可用”，它也是按程序行事的。
“轻易获得一切”的一个后果是我在谷歌诞生之前就已经注意到一个趋势在加速：没有必要记住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检索到“任何东西”。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常常喜欢用诗歌摘引来美化我的研讨会报告，这些诗歌要么是我被教导要背诵的，要么是我随机遇见并爱上的。我背诵我喜欢的诗歌，没有想太多，并且经常在浴室里、公共汽车上、飞机上或者任何我无法入睡的时候默诵它们。以这种方式背诵，诗歌深深地驻扎在我的意识之中，与其说是意义，毋宁说是声音、抑扬顿挫、韵律。我的同学既惊讶又同情。“有什么意义呀？你完全可以查嘛！”他们是对的，但即便是谷歌也无法给你纯粹的“感受”，比如兰波（Rimbaud）《醉舟》（“Le Bateau ivre”）的目眩神迷。
谷歌也许无辜，但它代表了某种更加可怕的不祥：退化的（美式）英语对全球的支配。今天，在美国本土，读到以美式英语为文献基础、出版于美国的理论著作是司空见惯的。倘若有外国著作被引用，参考书目经常是原作以日语、葡萄牙语、韩语或者阿拉伯语出版大约二十年后面世的美国译本。这就好像直到在美国面世，它们才有了价值。这并不全是美国的发明，因为它根植于英国在大约1820—1920年间对世界的支配。但英国依然属于欧洲，参考以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出版的书依然是完全正常的。但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觉得它们必须用美式英语出版。就其本身而言这可能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自然的，只要它不影响我们的认知。但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不同国家的学者觉得，除非他们是用美式英语写作，否则他们就不会获得国际认可。与此同时，除了那些为田野工作而不得不掌握的外语之外，美国学者在学习任何外语方面变得越来越懒。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不再通用的拉丁语与生气勃勃的美式英语之间的巨大差异。流亡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可能是对的：“权力意味着不必倾听！”
这种“全球化”当然也是受到抵制的，这场斗争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就是民族主义。在很多国家有成千上万的优秀学者在政治上反对美国霸权。作为一个原则问题，他们只用他们的母语写作，要么仅仅为他们的同胞，要么为有限的跨国受众，前提是他们的语言有更大的读者群（比如西班牙语、俄语、葡萄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其他一些语言）。很多其他人用母语写作是出于非政治的原因：他们可以用这种语言最好地表达自己，或者他们懒得去掌握另一种语言。其中的任何一种情况都有很多有益的方面，没有什么错。但它确实有接触不到外国优秀读者的反馈，或者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明显风险。
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确有限制我们的观点和把问题简单化的倾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愈发需要是精致且严肃地调合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中解放的可能性。因此，本着沃尔特·凯利和心绪良好的卡尔·马克思的精神，我向年轻的学者们发出如下倡议：
青蛙们只要不蜷缩在自己阴暗的椰壳碗里，它们的解放之战就不会输。全世界青蛙联合起来！（Frogs in their fight for emancipation will only lose by crouching in their murky coconut half-shells. Frogs of the world unite!）
题图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来自：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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