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报道 记者 王欢】5月28日上午7时40分前后，在日本
据《日本经济新闻》6月17日报道，这两起悲剧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并且案件的主要人物都是中高年“蛰居族”。“蛰居族”相当于中国的“家里蹲”。虽然中国和日本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但日本“蛰居族”面临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应该可以成为一种参考。
被岩崎隆一刺死或刺伤的人高达20人，其中小学6年级女生栗林华子和一名男性家长小山智史死亡。警方调查后发现，岩崎隆一幼时父母离婚，与叔父和叔母生活在一起。岩崎长期没有工作，两位老人均已80多岁。
被熊泽英昭杀死的儿子同样没有固定职业，整日在家中打游戏度日。据他供述，儿子曾经在家中对自己和妻子实施暴力，事发当日由于附近的小学举行运动会，儿子嫌弃太吵，并大叫要“杀了他们”。熊泽英昭说，当时想到了刚刚发生在川崎市的小学生杀伤事件，想着不能让儿子去危害他人，于是杀了他。
在事发现场展开救助活动的消防队员等(5月28日，川崎市多摩区)
日本内阁府将“蛰居族”定义为基本不走出自己房间或家里、除了因为兴趣和去附近便利店之外，不出门的状态超过6个月。此前，“蛰居族”被认为多数是15-39岁的年轻人，但在内阁府3月29日发表的调查显示，40-46岁的“蛰居族”推测达到61.3万人，超过了15-39岁的推测54.1万人。
那么，为何日本会出现如此多的中高年“蛰居族”呢？《日本经济新闻》汇总了相关报道，揭示了日本中高年“蛰居族”出现的社会背景和面临的现状。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大量企业倒闭和裁员导致出现了“就职冰河期”。刚毕业的学生们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只能靠打零工度日，有的人甚至从此不再迈出家门，与社会隔绝。
据日本内阁府的调查，开始成为“蛰居族”的年龄最多的是在60-64岁，占17%。但从20-24岁开始不出家门的人也占了13%。其中蛰居超过7年的占46.7%，将近一半。70%以上为男性。
有的人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蛰居，也有人从退休之后因为失去了与社会的触点开始蛰居。其中，现在40-44岁的人开始蛰居的时期与就职时期重合。日本内阁府的负责人认为，有可能是“就职冰河期”产生的影响。
1993-2004年期间，由于经济泡沫和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很多日本企业只招聘应届毕业生。如今35-44岁左右的中年人赶上了当时的冰河期。而且这一代人口众多，2000年时日本未找到工作的毕业生达到了史上最多的12万人。毕业时未能找到工作的人又赶上了只招应届生的招聘惯例。据悉，到2015年，那些在2002年没找到工作的“冰河期世代”中的约40%仍然处于无业状态。其中的一部分人到现在就成为了中高年“蛰居族”。
中高年“蛰居族”不断增多，于是引发了“8050问题”。也就是说，“蛰居族”的父母大部分已过了80岁，在家里闭门不出的孩子也已经50多岁，依靠父母退休金生活的“蛰居族”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现实：父母去世或者卧床需要照顾，失去一直以来的生活来源。
正在失去生存空间的中高年“蛰居族”中，出现了岩崎隆一这样报复社会的人，还出现了熊泽英一郎这样被家人杀害的人。还有的人面对父母的离去，选择了一概不问和逃避。2018年11月，横滨市一名49岁的男子被警方以遗弃尸体罪逮捕。原因是其76岁的母亲在家突发急病去世，他因为“不擅长与人交流想让妹妹处理”，一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任由尸体腐烂。据悉，男子多年没有工作，依靠母亲的收入生活。
没有收入的中年孩子和80多岁的年迈父母成为了在社会上的“孤岛”。日本爱知教育大学
川崎小学生杀害事件嫌疑人岩崎隆一的叔父曾经在2017年11月向市政府提出过咨询。当时，叔父想请护工来家里照顾自己，但“(岩崎)平时不会和我们说话，担心外面人进来之后他的反应”。在2019年1月，叔父和叔母给岩崎写了一封信。岩崎在回信中写道：“我的事情都是自己在做，凭什么说我是‘蛰居族’？”由于当时家人并没有提到暴力行为，叔父说再观察一下，市政府也就没有去接触岩崎。
被警方移交检方调查的嫌疑人熊泽英昭
而杀了儿子的熊泽英昭甚至一次都没有与区政府的福祉部门联系过。比起青少年，中高年“蛰居族”面临的问题显然更加复杂。自身年龄增长带来的疾病、父母年迈需要照顾、父母去世失去生活来源、重新回到社会的困难度等，这些复杂的问题给政府的支持工作带来了重重困难。
日本政府的“蛰居族”支持工作曾经主要以就职为中心。从2000年代初开始使用了“NEET(年轻无业者，也就是啃老族)”这一说法，在各地的青年支持中心提供面试指导和职场体验等服务。以短时间内提高就职率为主要目标，因此对象原则上在39岁以上，忽视了中高年“蛰居族”。据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推算，随着冰河期时代的自由职业者和无业者不断高龄化，如果他们需要低保支持的话，日本政府必须要多支付累计20万亿日元。
日本蛰居族的父母在参加社区咨询，很多人已经白发苍苍
出于对此的不安，日本政府也针对“冰河期世代”采取了就职支持对策。政府将尝试制定支持体制，让再就业服务中心、大学、职业培训机构和经济团体全部参与进来，并计划写入2019年夏季公布的“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的基本方针”中。
一些自治体的支持政策重点也从就职转向了为“蛰居族”打造容身之地。在北海道札幌市，NPO法人“Letter Post Friend Consultation network”受市政府委托，从2018年6月开始每月举办一次“蛰居族”聚会。很多工作人员都是曾经有过蛰居经历的人，以当事者的视角来倾听参加者的烦恼。人们在这里一起打扑克、聊天、下棋，慢慢地往外迈出一小步。
在“蛰居族”聚会上一名男性(前)在与工作人员下棋
但瑞穗综合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员冈田丰认为：“应该在冰河期世代35岁之前采取对策，现在行动晚了10年”。日本经济界正在修改企业招聘应届生集中在春季的雇用惯例，解禁副业和允许在家办公等。雇用环境正在大幅转变的当下也许是解决“8050问题”最后的机会。
《日本经济新闻》最后表示，中国似乎还不用担心“8050问题”，但也并不意味着可以隔岸观火。近年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期之后开始减速，在趋于严峻的就业环境下，不难想象也会出现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家里蹲”在中国早已不是新词，近年来还出现了“三和大神(指在深圳龙华区三和人才市场附近靠日结散工过活的人)”等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将邻国的发展经历当做他山之石，对比自身情况，或许能够避免试错，防患未然。
